2016-08-09 21:04:43
他在南征中正是采納瞭馬謖“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的建議，才會出現“七擒七縱”的局面的。二次大戰時也出現過“心理戰”，不過那主要是指宣傳攻勢，似乎還和諸葛亮的作法有些不同。諸葛亮未出茅廬，已在《隆中對》裡提出“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的主張，也就是說在取得西川根據地後，要用和撫的基本方式來解決與生活在今天甘肅、青海一帶的氐、羌和雲貴川一帶的西南民族的關系問題。當然，三國鼎立的競爭局面下，更能顯示出三方不同的處理民族問題方式的利弊優劣來。說起來三方還真是有“和撫”、“征剿”和“征撫結合”三種方式的區別。
比如曹操，他對北方民族的基本方針是征撫兼用，以征剿為主。他為瞭阻止袁紹與北方民族的聯合，親自率軍北征烏桓就是一例。 到著名避暑勝地北戴河，當地人們會告訴你西北方向的一座山，當地俗稱“桃山”的，就是當年曹操回師時吟詠“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的碣石山，毛澤東因而寫下過著名的“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的詩句。當然，曹操也有撫的一面，否則蔡文姬也不可能從匈奴順利歸來瞭。至於孫權，則完全是征剿瞭，為瞭彌補他在競爭形勢下兵力人口的不足，對東吳境內的山越族多次征戰，強迫他們搬出深山老林，到平原定居，以充當傢兵、佃客和奴隸。
但這引起山越人不斷的反抗，反抗又引來新的征剿，形成惡性循環，內部反而增加瞭不安定因素，所以在三國爭奪中，始終隻能采取“保江東，觀成敗”的消極防禦態勢。而曹操依靠強大的武力，雖然使西部和北部後方平靜一時，但沒過多少年，這些民族就進兵中原，形成瞭五胡十六國長期混戰的局面。
諸葛亮的方針給後世留下瞭深遠的影響，總結一下他的經驗，還是很有教益的。據史書記載和學者研究的結論，主要有這樣幾條：
一是讓少數民族自治，盡量少留漢兵，少派漢官;
二是尊重當地民族習俗;
三是待之以誠，取信於民，和少數民族保持友好關系，還指示部下官吏在當地廣交朋友，“投石結草”，拜為兄弟。這對後世就發生瞭相當大的影響，紅軍長征路過彝民區時，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志與彝族首領小葉丹結盟友好，約為兄弟的事，就傳為佳話。
這恐怕和彝族人民對諸葛亮的習慣崇敬不無關系。 當然，光憑這些還是不足以使當地各民族心悅誠服的，最重要的是諸葛亮為當時相對處於落後狀態的民族傳播去中原科技和文化，幫助他們提高發展瞭生產能力。
據史書載，他曾在南中大興屯田，傳授生產技術，的的確確地促使西南地區經濟發展瞭一大步。
明朝有人總結說：“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楊慎《滇載記》)，意思是說，這些地區的很多民族出於對諸葛亮的敬仰，逐步遷出深山老林，擺脫原始方式，開始耕織生活。 據明代中期一本叫做《滇略》的書記載，僅雲南一地就有與諸葛亮有關的地名、遺跡四十多處，而當地少數民族對這些遺跡仍然“畏之如天地，愛之如祖考”。那還是在《三國演義》這部小說沒有廣泛流行以前。
可見諸葛亮在千年以後，確實還在西南民族中得到廣泛地崇敬愛戴，傣族群眾中就流傳著這樣一首歌：“天上的星星再多，也沒有丞相為我們做的好事多，高高的貝葉樹，會永遠記下丞相的恩德。” 至今西南很多少數民族中，如壯、仡佬、佈依、侗、水、苗、瑤等，還保存著一種特殊的銅鼓文化，每到集會或節日喜慶，就敲起銅鼓，載歌載舞。銅鼓的制作圖案紋飾，造型塑象也非常精致。原來這是統治權力的象征，用來號召部隊進行戰爭，或者作為祭祀，賞賜，進貢的重器。
現存最早的銅鼓鑄造於西漢時代，距今兩千多年瞭。據說它最初是一種炊具銅釜，但誰傢做飯用得著這麼大的鍋呢?有些人們相信它是諸葛亮南征時所用的行軍鍋，留下來做為某種信物的，所以稱作“諸葛鼓”瞭。成都武侯祠的諸葛亮象前，至今還保存著三面這樣的銅鼓。 為人民真正做過好事的人，無論歲月怎樣流逝，後人都會紀念他的。我們從西南少數民族的習俗中，是不是可以得到這樣的啟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