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3:10:40
熙寧四年(1071)，蘇軾擔任開封府試官，出的策問題目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試述專權的優劣”。當時王安石與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出現專制的苗頭。蘇軾擬此題目，自然是想引導考生對君相“獨斷”時局的註意與思考。
我沒有檢索到當年考生的應試作文，不過南宋寶祐四年(1256)，文天祥參加殿試時的一篇長篇對策(全文超過一萬字)，其中一段話倒是可以用來回答蘇軾的策問：
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以得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幸。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
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升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躥級、閣職超遷，亦以寅緣而行恩澤矣。不惟奸贓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奸胥逭刑，以鉆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鬥訟、皂隸猥賤之幹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虱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為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為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
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間出宸斷’為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啟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哉?宣和間創禦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禦筆為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文天祥此段策論的核心意思，是說，國傢的執政權歸於宰相，因為宰相由選舉(科舉也是一種選舉)產生，代表著“公道”;而君主雖身份尊貴、地位崇高，卻不可“侵宰相之權”。實際上，這也是宋人的共識：君主當垂拱而治，以執政權付宰相，以監察權付臺諫。換言之，宋人是反對君主專權的。北宋韓絳曾勸宋仁宗收攬權柄，被仁宗拒絕，二百年後還受到文天祥的抨擊。
有些士子還在策論中對皇帝本人提出激烈批評。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二十三歲的蘇轍參加制科考試，仁宗問策數十條，包括詢問對“闕政尚多”、“浮費彌廣”等問題的見解。蘇轍年少輕狂，對策七千言，矛頭直指宋仁宗：“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為吏之過;賦斂之不仁，誰當任其咎?”意思很明顯，陛下你難辭其咎。
這篇直言不諱的策論在朝廷掀起軒然大波，有人提議：“陛下恭儉，未嘗若是。轍言狂誕，恐累盛德，乞行黜落。”但宋仁宗極力回護蘇轍：“朕設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轍小官，敢如此極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並未降罪，反而授予蘇轍秘書省校書郎之職。
宋朝是國傢全面推行科舉取士的第一個王朝(唐朝雖有科舉，但每年不過錄取一二十人，宋代的進士選取數目擴大瞭十倍以上)，科舉制度為宋王朝源源不斷地輸送治理國傢的優秀人才，特別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試，出現非常多的牛人：蘇軾、蘇轍、曾鞏、張載、呂大鈞、程顥、王韶、呂惠卿……後來的宰相章惇也參加瞭這一次考試，但因恥於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棄瞭功名，嘉祐四年又參加考試，名列進士甲科。這份名單，庶幾囊括瞭當時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文學人才與哲學人才。其實，宋仁宗朝四十年間，無數才俊都被科舉制發現，進入國傢的儲才庫，幾乎做到瞭“野無遺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