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的樂趣

假設我相信上帝（其實我是不信的），並且正在為善惡不分而苦惱，我就會請求上帝讓我聰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絕不會請他讓我愚蠢到讓人傢給我灌輸善惡標準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負起灌輸的任務，我就要請求他讓我在此項任務和下地獄中做一選擇，並且我堅定不移的決心是：選擇後者。

四

假如要我舉出一生最善良的時刻，那我就要舉出剛當知青時，當時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類，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同時我也要承認，當時我愚蠢得很，所以不僅沒幹成什麼事情，反而染上瞭一身病，丟盔卸甲地逃回城裡。現在我認為，愚蠢是一種極大的痛苦；降低人類的智能，乃是一種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決不可對善人放松警惕。假設我被大奸大惡之徒所騙，心理還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我就不能原諒自己。

假如讓我舉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時刻，那就是現在瞭。可能是因為受瞭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為已經成年，反正你要讓我去解放什麼人的話，我肯定要先問問，這些人是誰，為什麼需要幫助；其次要問問，幫助他們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後我還要想想，自己直奔雲南去挖坑，是否於事有補。這樣想來想去，我肯定不願去插隊。領導上硬要我去，我還得去，但是這以後挖壞瞭青山、造成瞭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認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無辜的。假如這種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發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後天的低智算不瞭無辜——再說，沒有比裝傻更便當的瞭。當然，這結論絕不是說當年那些軍代表是些裝傻的奸邪之輩——我至今相信他們是好人。我的結論是：假設善惡是可以判斷的，那麼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發展智力，增廣知識。然而，你勸一位自以為已經明辨是非的人發展智力，增廣見識，他總會覺得你讓他舍近求遠，不僅不肯，還會心生怨恨。我不願為這樣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現在當然有自己的善惡標準，而且我現在並不比別人表現得壞。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按這個標準，別人說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惡時；別人說我最邪惡，就是我最善良時。當然我不想把這個標準推薦給別人，但我認為，聰明、達觀、多知的人，比之別樣的人更堪信任。基於這種信念，我認為我們國傢在“廢黜百傢，獨尊儒術”之後，就喪失瞭很多機會。

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鎖知識、鉗制思想、灌輸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喪失瞭學習、交流、建樹的機會，沒有得到思想的樂趣就死掉瞭。想到我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類人士的總和有恒河沙數之多，我就趨向於悲觀。此種悲劇的起因，當然是現實世界裡存在的種種問題。偉大的人物總認為，假設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樣善良——更確切地說，都像他期望的那樣思想，“思無邪”，或者“狠鬥私字一閃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這些說法的人本身就是無邪或者無私的，他們當然不知邪和私是什麼，故此這些要求就是：我沒有的東西，你也不要有。無數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殺瞭。考慮到那恒河沙數才智之士的總和是一種難以想像的龐大資源，這種想法就是打算把整個大海裝入一個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實是，這種想法一直在實行中，也就是說，對於現實世界的問題，從愚蠢的方面找辦法。據此我認為，我們國傢自漢代以後，一直在進行思想上的大屠殺；而我能夠這樣想，隻說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瞭對此表示悲傷之外，我想不到別的瞭。

五

我雖然已活到瞭不惑之年，但還常常為一件事感到疑惑：為什麼有很多人總是這樣地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設歷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發現瞭一切新奇、一切有趣，發現瞭終極真理，根絕瞭一切發現的可能性，我就情願到該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這是因為，假如這種終極真理已經被發現，人類所能做的事就隻剩下瞭依據這種真理來做價值判斷。從漢代以後到近代，中國人就是這麼生活的。我對這樣的生活一點都不喜歡。

我認為，在人類的一切智能活動裡，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瞭。假如你是隻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種事實說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麼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瞭。講出這樣粗暴的話來，我的確感到羞愧，但我並不感到抱歉。因為這種人士帶給我們的痛苦實在太多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