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7:08:19
我常想，是不是所有好的兒童讀物都蘊藏著童年的力量，或者說，從來就沒有什麼“兒童讀物”，就像米切爾·恩德講的：“從根本上來說，我反對為瞭孩子而存在一種特別的文學的說法。”E.B.懷特也說，“任何人若有意識地去寫給小孩看的東西，那都是在浪費時間。你應該往深瞭寫，而不是往淺瞭寫。孩子的要求是很高的。”兒童讀物本來就是成人讀物，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最好的作品作者始終保持其最初和最後的童年。比如林格倫、羅大裡，於是，從作品中，孩子會欣喜地發現他們自己的生活，所以才有小女孩給林格倫寫信問：“世界上真的有吵鬧村嗎？如果有，我不想住在維也納瞭。”而我們，則穿越光陰重返童年，他們的童年，也是我們的童年。
作者為孩子啟蒙我給童年補課
毫無疑問，“新童年啟蒙書”的四位作者的初衷絕不一般，“其中貫穿瞭他們對教育、對孩子的理解，也貫穿瞭他們對未來的希望”。常立講“起源”，郭初陽講“開會”，蔡朝陽講“經濟”，蔣瑞龍講“國族”，都是極大的話題。文明、文化、法律、政治、物理、哲學、歷史、文學……對我這樣的成人，讀來也備感受益。事實上，成年人尤其是教師在閱讀兒童讀物上，還欠著許多的課程。讀“新童年啟蒙書”，你能夠感受到作者從未褪色的童心。
“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的故事”，常立引用利普斯的話作為《從前，有一個點》的題記，然後展開故事描述。這一本童話集的每一篇起源故事由三部分構成，先是一則童話講述一則起源，接著是對此起源簡潔的學理解釋，最後是“隱藏的秘密”的揭示，類似註解與延伸的對話。童話神奇幻妙，解釋明朗淺近，答問廣博風趣。可以說，常立根本就是一個孩子，用他的積累與想象完成每件事情自己的故事。值得一說的是，常立對萬物起源的描述總有無比的依戀，文字裡充滿瞭良善和溫情。我相信，這樣的良善來自一個孩子對另一個孩子的瞭解，這樣的溫情是一個孩子對另一個孩子的奉獻。
有一篇小學語文課文叫《我選我》，其中同學們給王寧的那陣掌聲總令人如鯁在喉。郭初陽撰寫的童話《大人為什麼要開會》中，童話主人公阿當在生活中不斷感受到人與人的交往與共存，如何調整相互的關系，正是大人開會的智慧——“受限制，大傢始顯身手；有規律，吾儕方得自由”（歌德）。閱讀中分明看到那個玩著“剪刀、石頭、佈”的我和夥伴們，我們和阿當一樣有著同樣的疑惑，“到底該聽誰的呢？”於是，在你贏我輸中，“所有的人放棄瞭自由選擇的權利，也放棄瞭討論、思考和判斷。”中山先生曾雲，“孩提之學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國民之學步，亦當如是。”故其親手編寫《會議通則》，《大人為什麼要開會》亦可看作此努力之接續，正是一冊小學生版《羅伯特議事規則》。
在我看來，當下學校教育有三樣最為缺失，一是生命教育（死亡教育），二是性教育，三是理財教育——為什麼不能把所有東西買回傢？童年時也沒人講給我這些，所以，這不僅僅是小朋友的問題，大人同樣會為這件事苦惱。所以讀蔡朝陽的《為什麼不能把所有東西買回傢》時我很開心，他為孩子啟蒙，我給童年補課。聽著“鉛筆的故事”的菜蟲大概不會想到，還有個大人也在津津有味地思考著“看不見的手”。蔡朝陽在《尋找有意義的教育》裡有一輯是“教育從孩子開始”，《為什麼不能把所有東西買回傢》，正是他“有意義的教育”的開始吧。
跟孩子的對話要化抽象為形象
“約翰叔叔是中國人嗎？”“李小龍是中國人嗎？”“我天生是中國人嗎？”“‘再見’和‘goodbye’一樣嗎？”“中國人為什麼穿西裝？”“中國人為什麼不善於協作？”……蔣瑞龍的《我是中國人》就是由這樣一組可愛的問題生發而成。正如傅國湧先生所評，作者“從傢園出發，展開跟孩子的對話，推己及人，化抽象為形象”，相較於至今還在我腦中“地大物博、物產豐富”之類的宏大敘事，此書讓孩子對中國和中國人的體認更為親切、更為真實。既關註中國人的偉大之處，也不回避其醜陋的一面。印象深刻的是書之末句“做嶄新的中國人”，正與題記“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遙相呼應，是期待，是願景，亦可謂“新童年啟蒙書”起落所在。
恩德說過，“據我們的經驗，孩子原則上絲毫也不關心的主題，或是孩子完全不理解的主題，是不存在的。問題是你如何用心、用頭腦來敘述那個主題。”很顯然，“新童年啟蒙書”做到瞭，這一系列書寫有作者的人生觀點、生活意義、正直信念，又承載瞭更多為人父親的角色、責任、努力、期許、情感、不舍、關懷與無盡的愛——可以想象，小讀者穿行在阿當、阿源、菜蟲的故事與生活裡，一定會欣然接受這充滿愛與智的啟蒙，大讀者則可以將之放在身邊，慢慢地、用心地閱讀，在與童年的對話中，“在隻顧工作的奔忙中遺忘瞭的那些珍貴的東西——幽默、悲傷、孤獨、相互扶助、別離、死亡、生命，會像烤畫一樣浮現出來”（柳田邦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