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7 22:46:31
上世紀三十年代，當蔣介石在名義上統一全國、日本鬼子還沒有打進北京的時候，中國人的心氣兒是很高的。那時候，內戰已經基本結束，貨幣尚未開始貶值，新修的鐵路貫通瞭南北，民族的工業蒸蒸日上，各大城市都煥發出自民元以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農村——農村破產，農業蕭條，農民種地的收入甚至不足以糊口。但這都是被國外農業和國際市場沖擊的結果，並不是因為國民政府虐待農民。更何況那時候的農民還沒有被拴在土地上，他們可以自由遷徙，可以進城務工，可以攜傢帶口去任何一個大都市自謀生路，落地生根，無需介紹信和暫住證。所以那時候進城務工的農民相當多， 特別是在江浙地區，六成以上的農民都進瞭城，城市化程度遠遠超過新中國成立後的前三十年。
農民之所以進城，是因為農業收入太低。農民進城以後，無論做什麼工作，無論是拉洋車還是撿破爛，無論是進廠上班還是去碼頭當苦力，收入都比種地高，活得都比在鄉下好，但是跟城裡人仍然沒法比。1933年美國社會學傢庫斯在天津做過記賬式調查，市民的人均月薪是21塊大洋，而來津務工的農民平均每人每月隻能掙到9塊大洋的工錢。雙方的居住條件差別更明顯：市民或有祖宅，或有自建的新房，至不濟也能在大雜院或者多層公寓裡租一間小房住;農民呢?如果住不進廠裡的集體宿舍，那就要跟同鄉們聯手在垃圾場附近的空地上搭建起最簡陋的貧民窟。
奇怪的是，雖然農民收入低，住得差，卻比市民活得還要開心，因為他們的消費層次本來就低，對物質生活的要求本來就少，隻要不染上賭癮，隻要不患上重病，那微薄的工錢完全可以讓他們活得志得意滿，樂不思蜀。與此同時，市民卻總是感覺到錢不夠花，日子過不下去，活得越來越消沉。
1930年2月27日，《大公報》刊登瞭一個民國白領的傢庭賬本，從中可以窺見當時市民的生活情形之大略。
這位白領念過大學，在某公司做中等職員，月薪高達50塊大洋。
嚴格講，每月50塊大洋不算高薪，因為當時大學教授的月薪在100塊到600塊大洋之間，知名作傢如魯迅、茅盾、張愛玲等人平均每月也有幾百塊大洋的進賬。不過跟大多數普通人相比，月薪50塊已經相當瞭不起瞭。陳存仁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中提到上海綢緞莊高級賬房的收入——月薪僅10塊大洋;魯迅小說《祝福》裡的女主角祥林嫂在地主傢裡做女傭，一年工錢才12塊大洋;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在北京拉洋車，吃最便宜的大餅，住房不要錢(住在車廠的集體宿舍裡)，從不賭錢，從不嫖妓，從不花錢看病，結果呢?“整整的三年，他湊足瞭一百塊錢。”用三年時間才掙夠100塊大洋。
那時候，天津老城區的宅院很便宜，上千塊大洋能買四間瓦房;北京的宅院就更便宜瞭，幾百塊大洋就能買一所小型四合院。這位白領月薪50塊，買房一定不在話下，可是他卻沒有買房。他已經結婚瞭，有一個妻子，還有一個初生不久的女兒，可他仍然沒有買房。
他覺得錢不夠花，他的薪水勉強隻能應付開支，絕不可能攢錢買房。
他每月都在記賬：
“10塊錢租瞭一層全樓，連瞭一盞25支光的電燈。”住房開支10塊大洋。
“住的地方離公司遠，天天要叫洋車，費3塊錢車費。”交通開支3塊大洋。
“衣服扯5塊錢一個月，帽子、鞋襪都在內。”服裝開支5塊大洋。
“隨便看一次影戲，或是同著鄰居打幾回搓麻雀，一塊娛樂費也是要的。”娛樂開支1塊大洋。
“肥皂、草紙、紙筆、理發……4塊錢雜費尤其不能省瞭。”雜項開支4塊大洋。
另外他還要買米買面，買肉買油，要給女兒買洋奶粉，要和妻子去參加朋友的婚喪喜慶，要招待“鄉下來的親戚”，偶爾感冒一回，要買阿司匹林……“在市上看見瞭一對花瓶，買瞭回來，歡喜得瞭不得，供在臺上，看著也開心，可是又花去瞭一元二角大洋。”
月底統計各項開支，他總會花出去50塊大洋以上，他結婚前積攢的四五十塊大洋很快就沒瞭。
他想到也許會生病，也許會失業，小孩大瞭也許要上學，他的開銷隻會越來越大，而他的收入卻可能有減少的危險，所以“他恐慌，他憂慮，他愁思，他終日想到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