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20 20:49:57
孫權也註意興修水利，他於黃龍二年(230年)築東興堤，以遏巢湖水，又於赤烏十三年(公元250年)作堂邑塗塘(今江蘇六合縣互梁堰)。此外，還開鑿瞭幾條運河，這些運河既是內河航道，又有灌溉作用。
為瞭恢復和發展生產，孫權多次寬賦息調，奪取荊州後，“盡除荊州民租稅”，並下令諸將要居安思危，加強武備，崇尚節儉，黃武五年(226年)，下令說：“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恤，孤甚愍之。人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其後，於黃龍三年(231年)正月下詔：“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要求放寬催收農夫所欠租稅，並不要再征租賦，又於赤烏三年(240年)正月下令禁止“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以保證春耕正常進行。
航海事業
孫權為擴大勢力，曾於黃龍二年(230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吳軍勢力達到瞭夷洲(臺灣島)，揭開瞭大陸與臺灣交往的歷史序幕，孫權還進一步鞏固瞭對交州的統治，積極派人與徼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諸國建立友好關系，以後，又派交州刺史出使南洋諸國，與印度建立瞭外交關系。
吳赤烏六年(243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范旃大將范尋為扶南王時(245-251年)，孫權派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和南海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兩人歸國後，朱應撰《扶南異物志》，康泰撰《吳時外國傳》，這是研究東吳與外國交往的重要資料，可惜二書均已遺佚，僅在《水經註》《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通典》《太平禦覽》《文選註》等書中殘存一些片斷引文。
在吳韋昭的《吳鼓吹曲·章洪德》中，對當時東吳和南海諸國的來往有如下描述：章洪德，邁威神。感殊風，懷遠鄰。平南裔，齊海濱。越裳貢，扶南臣。珍貨充庭，所見日新。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上，相去近者三五千裡，遠者二三萬裡，其西與西域諸國接壤。東吳時代，南海諸國和東吳的海上貿易絡繹不絕，東吳的船隻“弘舸連舳，巨艦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跱，時仿佛於方壺。”各國商船往返兩地，可以說是東吳航海獲利最大之處。據萬震《南州異物志》記載，
當時在南海上還有波斯(伊朗)、天竺(印度)大海船遠來貿易，而在吳“黃武五年[應為嘉禾三年至六年](234-237年)，有大秦(古羅馬)賈人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使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孫權既然能派遣使者送秦論回國，則表明東吳也有能力到達大秦，而且康泰《吳時外國傳》也記“從加那調州，乘大海船，張七帆，時風一月餘，乃入秦，大秦國也。”大秦是位於歐洲地中海的古老帝國，可見孫吳的泛海遠航已影響到歐洲。三國之時，東吳海軍南至南海諸國、北達遼東朝鮮、揚威亞歐、享譽海內外。
溝通夷洲
根據可靠記載，到瞭三國時代，臺灣明確稱為夷洲。三國時的吳國立國於江南，領域包有會稽及東南濱海地帶，和海外的關系極為密切，造船事業與海上交通的發達都超過瞭前代，所以孫吳政權對於海上經營頗為註意。據《三國志·吳志》孫權傳記載，黃龍二年(230年)春正月，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甲士萬人，渡海去求夷洲及亶洲。由於亶洲絕遠，沒法到達，隻到瞭夷洲，並俘數千人而還。此役是大陸王朝開始經略臺灣的一件大事。又《三國志·吳志·全琮傳》記載，此役歷時“經年”，士卒多染疾病，死者十有八九。由於上萬甲士到達夷洲，而且停留將及一年，自然增加瞭吳人對夷洲的知識。
夷洲所以能確定為臺灣，有賴於吳國丹陽太守沈瑩所作《臨海水土志》(見《太平禦覽》卷780所引)關於夷洲的記述。《臨海水土志》記載說：“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裡，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吳國臨海郡的地域，大約北起今浙江寧海、天臺，南迄福建閩江入海口以北沿海一帶，所謂夷洲“去郡二千裡”，這與臺灣的方位正相符合。至於夷洲的氣候、地形、山夷等，也皆與臺灣相同。《臨海水土志》又記述夷洲物產及山夷居住、飲食、嫁娶、穿耳、鑿齒、獵首等習俗，所述情形都可以在明清時人關於臺灣的著述裡找到對證。隻是《臨海水土志》說到山頂有越王射的之白石，在明清時代的臺灣已無跡可尋，大概是由於時代久遠不存瞭。又說到山夷處於石器時代，使用青石做成的箭頭、刀斧等，這種情形在明清時代的臺灣也不見瞭，這是由於臺灣番族已脫離瞭石器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