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7 10:16:07
1926年春，吉鴻昌親自帶領所轄騎兵團和手槍營，開赴壩口子、烏素圖村一帶安營紮寨。開工之時，吉鴻昌在大青山下集合隊伍作動員講話：“我們軍隊穿著老百姓的軍衣，吃著老百姓的糧食，我們為老百姓修路，以解除他們行路的危難，你們說，應該不應該?”官兵們一致高聲回答：“應該!”他講瞭很多軍隊應該為老百姓修路的道理。他如同在戰場上作戰一樣，手拿鐵鍬率先在工地上大幹起來。在吉鴻昌的帶領下，廣大官兵幹勁十足，工地一片熱火朝天的景象。在當地居民的支持下，打石放炮，用瞭幾個月時間修成一條大路。
工程竣工後，吉鴻昌親手書寫瞭“化險為夷”4個大字，遂刻於壩頂公路右側以作留念。蜈蚣壩段公路修妥後，便利瞭綏北交通，大大減少瞭旅客的生命和財產損失，繁榮瞭綏遠物資交流。
位於呼和浩特市城南的昭君墓，舊時無人看管，墓周圍略有幾棵樹木，立著東倒西歪的歷代名人石碑，旅遊者觀後大有寒塚荒墓之感。吉鴻昌1926年5月中旬遊覽瞭昭君墓。當時他贊揚說：“昭君真是一位可欽佩的巾幗英雄。”遊後立碑對昭君表示敬意，並加史評以抒感懷。其碑文曰：“懦夫愧色。”
十幾年裡，吉鴻昌雖不斷升官，卻絲毫沒有改變“當兵救國，為民造福”的初衷，時刻銘記著父親“作官即不許發財”的教誨，平時省吃儉用，興辦公益事業。他嚴於律己，也約束部隊不許擾民。
率師北伐被譽為“鐵軍”，深懷憂民救國之志，秘密加入共產黨
1926年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響應北伐，吉鴻昌率部參加瞭西安之戰。1927年4月，吉鴻昌所部擴編為第19師，他升任師長，歸屬馮部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所轄。國民革命軍沿隴海路東征，吉鴻昌率部攻克洛陽、鞏縣，又強渡黃河，占領豫北重鎮新鄉，奉軍被打得抱頭鼠竄。吉鴻昌所部被人們譽為“鐵軍”。
1928年，吉鴻昌被任命為第30師師長，調防甘肅天水。1929年7月，吉鴻昌進兵寧夏，任寧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軍軍長。他整飭瞭軍隊和吏治，致力於漢回兩個民族的團結，提出瞭“開發大西北”的口號，決心為民興利除弊。
1930年4月，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吉鴻昌奉命率部從寧夏出潼關，參加討蔣大戰。9月，馮玉祥的西北軍戰敗。吉鴻昌為瞭保存實力，接受蔣介石改編，就任第22路軍總指揮兼第30師師長，不久被蔣派往光山、商城一帶進攻鄂豫皖蘇區。
吉鴻昌對進攻蘇區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與黨組織取得瞭聯系，隨後又化裝到鄂豫皖蘇區進行瞭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觸動，隨後曾在潢川組織部隊起義參加工農紅軍未果。蔣介石發現吉鴻昌有“謀反”之意，便解除瞭他的軍職，逼迫他出國“考察”。
在國外，吉鴻昌通過利用記者的采訪，以事實揭露瞭日本侵略中國的種種罪行，並斥責英國縱容日本侵略中國和蔣介石對日妥協的醜惡行徑。在德國時，吉鴻昌曾多次要求到蘇聯進行訪問，遭到蔣介石反動政府使館的百般刁難，不予簽證。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吉鴻昌聞訊立即回國寓居天津，秘密與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聯系。不久，他整理出版瞭《環球視察記》，借以抒發他憂國報國的熱情。同年4月，吉鴻昌在北平光榮地加入瞭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愛國的舊軍人轉變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從此踏上瞭新的革命征程。在黨的號召下，他積極策動馮玉祥、方振武等高級軍官籌組抗日武裝，準備收復失地。在他的努力下，1933年3月，在張傢口成立瞭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初期的武裝力量有6萬多人。
組建察綏同盟軍率先抗日，浴血奮戰收復失地
抗日同盟軍成立後，吉鴻昌任同盟軍第二軍軍長兼北路前敵總指揮。1933年6月20日，他率領同盟軍從察哈爾東部出擊。經過20多天的浴血苦戰，收復瞭康保、寶昌、沽源、多倫等地(現分別在內蒙古、河北境內)，把日偽軍全部驅逐出察哈爾省境。在攻克多倫的戰鬥中，吉鴻昌身先士卒，冒著日寇敵機的轟炸掃射，率領敢死隊第一批攀登入城，用大刀和敵人肉搏，表現出瞭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
察綏抗日同盟軍的勝利，鼓舞瞭全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工人、農民和各界人士紛紛捐錢捐棉衣捐食品，支持同盟軍抗日。上海各界抗日聯合會、北平各界抗日聯合會、華北青年抗日同盟會，以及江蘇、浙江、廣東、福建、湖南、湖北、天津等地的抗日救國團體，都紛紛發出通電表示慰問和支援。抗日同盟軍的勝利和全中國人民抗日熱情的高漲，使日本侵略者大為恐慌，他們便加緊對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制止同盟軍抗日。國民黨政府迫於日本的壓力，又害怕共產黨在抗日反侵略的熱潮中擴大影響，決定對察綏抗日同盟軍采取行動。先是威脅利誘，要求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解散抗日同盟軍，到國民黨政府中去做官。遭到拒絕後，就對抗日同盟軍采取瞭武裝進攻的卑劣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