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07 10:30:38
這叫服從權威。
我曾在自己的專欄中提到過一件真事。有一天我和孩子吃飯，他突然冒出一句話，我要去殺光日本人！
我有些驚訝，想想可能是在學校學習瞭抗日故事，於是解釋道：“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樣，有好人有壞人。”
“不，我就要殺光日本人！”孩子堅定地說。
為瞭緩解孩子的仇日情緒，我將日漫裡學來的日語教瞭他幾句，還給他看瞭一集《足球小子》。結果第二天，他同學來我傢吃飯，聽到我兒子秀日語，大眼一瞪說：“好哇，你竟然講日語，我要去告訴老師！”
……
我所要指出的是，所謂情境洗腦，絕非我上面所說的這麼單純。它涉及各方面的因素，是學校、傢庭、社會等情境的疊加。但我能夠斷定，即使到今天，咱們中國的孩子幾乎都需要經歷去個性化和服從權威這兩步。所以有時聽周蓬雲的《中國的孩子》，心中一片冷意。
聽到我如此分析，許多人可能馬上會不高興並且抗議：我們都是從這樣的教育環境成長起來的，但我們不是擁有獨立的人格和思考能力？再進一步說，你王建平也是這樣的環境成長起來的，今天不是在寫這樣自以為是的文章？
其實各位，包括我在內，還能自詡冷靜客觀，隻不過是未入情境罷瞭。我個人是典型的例子，小學時整天捧著雷鋒和賴寧的故事，而到大學就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激進地崇拜索爾仁尼琴。一個喜歡閱讀和思考的人會在某個階段陷入執迷，但隻要他註重並且持續改善“自我意識”，當蠢貨的機率就會低一些。
但這也隻是在情境未走極端的情況下而已。
咱們中國流行一個動作，叫作表態。表態是頗可玩味的。情況越極端，表態就越重要。比如在《皇帝的新裝》中那些贊嘆皇帝新衣服的大臣們，他們不是在說謊，隻在表態——我效忠於皇帝，哪怕這樣很蠢，但這就是保全自我的規則（說真話的才是不要命的傻瓜吧？）。讓我們這些“非蠢貨”們來假設一下，如果有一天，一群人站在我們面前，他們氣勢洶洶，我們形單影隻，他們要我們表態，是和他們一起去砸日本車砸蘋果，還是拒絕。作為自詡不是蠢貨的我們，自然是要拒絕的，但這就有問題，一拒絕，你就是漢奸，就站到瞭對立面，生命、尊嚴甚至傢人都有可能受到威脅。你必須按照他們的邏輯去行事，或甘願付出代價去反抗他們的邏輯，因為他們在掌控局面。
這時，你會怎麼做？
我想瞭很多遍，都覺得自己恐怕沒有勇氣拒絕。如果我活在文*革，被迫去揭發好友的事兒說不定我也會半推半就著幹。這樣一想，優越感蕩然無存。
在文*革結束多年後，餘傑等人（不知道他現在是否依然如此）曾指責某些知識分子在文*革中趨炎附勢甚至為虎作倀，現在竟然還不懺悔。我自己在大學也鸚鵡學舌般寫過這類文章，比如批判汪曾琪寫樣板戲啦，批判胡風的屈服啦，現在想來真是慚愧。沒入那個情境，我們就無法去指責別人。從這個角度說，逼別人表態大概是這個世界上最卑劣的事情。但即使在“非蠢貨”的自以為有獨立觀點和性格的群體中，逼迫別人表態的事兒也時有發生。在逼迫者的眼中，這世界隻有正確與錯誤兩個選項，隻有我們和他們這兩個陣營，隻有團結和背叛這兩種方式。這就是洗腦後的暴力邏輯。
到這一步，洗腦依然沒有結束。我們被逼著混跡在隊伍中時，還保持著“清醒”的頭腦，自以為和他人有所區別，畢竟是生活所迫嘛，這不是我的錯。這樣一想，愧疚感就緩解瞭很多。
幾年前，我曾經遇見一個激進的知識女青年，以為她於善惡有深刻的認知，於道德有決絕的憎惡，於時代有先進的觀點，後來得知她竟然是她所批駁痛斥的群體中的光榮一員。她輕松地說：“我隻是利用他們而已。”
說出這句話時，自我辯解階段就結束瞭。
試著想想看，也許我們沒有被逼著站隊，但我們在別人面前有沒有附和過自己完全不認同的觀點？有沒有跟隨著去做完全違背自己意願的事兒？有沒有一邊做著違背良心的事兒一邊私底下罵娘？
我做過。
我們不理解當年紅衛兵為什麼能夠動手打自己的老師，不理解當下這些愛國青年思維為何如此幼稚，我們自認為和他們很有區別，但正如《浪潮》所講的，我們到他們之間的距離不會超過五天。隻需要五天，隻需要一個特定的情境，我們就能夠成為他們！
我們順著“站隊”的例子往下推：你被逼著表態，為瞭保全自己，你無奈地跟著他們走瞭。這時，你所跟隨的這夥人和另一陣營突然發生瞭沖突。啊，好一場血戰，你在這血戰中東躲西藏，結果沒用，對方有人發現瞭你（在他眼裡你就是這個陣營的人），為瞭自保，你奮起反抗，兩人幾個回合，眼看你要落敗甚至要丟瞭小命，危急之際同夥毅然出手救瞭你，並沖你高呼瞭口號。你不知不覺竟然也回應瞭他，情緒莫名其妙地激動起來。這回不再躲藏瞭，直接和對方幹，大傢一起上。你突然感覺到瞭團結的力量，群體的勇氣。在你們的英勇奮戰下，對方終於落荒而逃，你們高呼著擁抱著，流著淚慶祝自己的勝利。你們的腳下是一片片血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