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7:38:45
其實，在辛亥革命這場運動中，無論是起因還是主體，更多的都來自上層，此時似乎還與群眾無甚關聯。毛澤東在解讀辛亥革命時稱“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無關系……然而我們卻有一層覺悟，知道聖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設的。”即如此，但如毛澤東所指出的，辛亥革命的意義在於開啟瞭民智，讓即使是下層的民眾明白瞭“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道理。那麼，從何時這場革命的主力才開始由下層的民眾所擔綱呢？
辛亥革命之後，出現瞭“清失其鹿，群雄並逐”的局面，而究竟鹿死誰手，全憑槍桿子來決定。自袁世凱充冤大頭妄圖復辟帝制始，歷次以孫中山倡導的運動，包括倒袁的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反段的護法運動以及後來力圖推翻北洋政府的北伐戰爭，無一不是頂著高尚的名義實則進行的新舊軍閥之間軍事、政治力量的重新洗牌。雖然表面上大傢都奉孫中山為領袖，但各路軍閥盡是幹著些擴大自傢地盤、擴充自身力量的勾當，並沒有人真正為“護國”、“護法”而戰。打來打去，還不都是爭的“權力”二字，可惜袁世凱一代梟雄，竟利令智昏，復辟帝制以把自己放在火上烤。這就好比原先隻有清帝才可享用的鹿肉，現在人皆可食得，突然又被一個姓袁的要統統收回，怎麼不招來人人喊打？從清帝的遜位開始，國傢最高權力這一神器，就逐漸開始下放。由此對於頗有些膽魄與武略的人來說，原來需跪拜仰望的至高權威，已經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於是人人皆可分得一杯羹的東西，豈得他人獨享？從開始的袁世凱到後來的段祺瑞，正是因為身處一個人人覬覦又不可立得的位置上而屢遭攻訐。
在這紛亂的軍閥混戰中，下層民眾充其量隻是軍閥實現權力爭奪的炮灰而已，既沒有具體的理想訴求，又沒有實現理想的主觀願望，隻能被軍閥們的權力欲望所裹挾、吞噬。然而，當軍閥之間的火拼內鬥將彼此手中的資源消耗殆盡時，革命群眾的春天就真正來臨瞭。因為不知不覺間，權力已經悄然下放到瞭下層群眾中間。開始，辛亥革命讓下層的群眾知道原來“聖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後來，軍閥之間的混戰讓下層的群眾明白原來威風凜凜的軍官，自己也是可以做的；再到後來，共產黨的宣傳讓下層的群眾懂得原來作威作福的地主老爺，自己也是可以上臺鬥上一鬥的。然而，權力越下移就越分散，革命所需動員的人群規模就越大，所需消耗的資源儲備就越多，所需付出的代價成本也就越高昂，因此，革命自上而下，暴力烈度逐漸升級，死亡人數逐漸增多，但是越到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擁有下層群眾的人。
舉辛亥革命這個例子，隻是想說明革命的方式是自上而下這一點。那麼革命為何非得是這種方式，就不能反過來，自下而上嗎？前面提到，權力這一國傢神器在上層統治者由於自身原因而跌落凡間後，就引來無數政治嗅覺敏銳的人來拼命爭搶，在這一過程中權力被逐漸稀釋，最終散落民間，此後如果再想卷土重來就隻能依靠動員群眾這一途徑。從上層統治者最初的改良自救，到最後下層群眾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既是權力逐漸下移和分散的過程，也是革命自上而下的自然進程。也正是上層與下層同樣要求變革的願望最終促成瞭革命形勢的到來。反過來，如果隻是下層群眾感到無法過活而謀求變革，而上層建築依舊完好，權力依舊集中，那革命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以太平天國這一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運動為例，這場運動可謂因下層民眾不堪官府剝削壓迫而引起，但當時上層建築的情形是：中央權力仍然集中，國傢機器仍然健全，朝廷向心力仍然很強，備受重用的漢族官僚如曾、左等人深感朝廷知遇之恩，無不盡心竭力、鞠躬盡瘁；各處地方上的官府、地主集團無不對朝廷俯首聽命，對長毛賊趕盡殺絕，這與後來辛亥革命之時新軍倒戈、地方獨立的情形可謂天淵之隔。作為最為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即如此草草收場，再往前推，那些歷朝歷代被無情鎮壓的大大小小不計其數的農民運動就更不足多言瞭。革命之所以會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除上層的腐化、國傢機器的衰朽是充分條件外，還因為下層民眾對於形勢的判斷總是後知後覺的，從知道“皇帝原來也是可以倒的”到知道“地主原來也是可以鬥的”，這中間不知經過瞭多少歷程，不知耗費瞭革命者多少的口水與鮮血，當然，這與中國歷朝統治者的愚民政策有關。然而，革命的最後一環，革命所能利用的最後資源，卻正是這後知後覺的下層民眾瞭。在下層民眾為生活所迫，謀求變革的欲望前提下，還需要革命者必要的宣傳將他們憤恨的對象具體化、鬥爭的方向清晰化，說白瞭，就是要將他們革命的欲望引向原來的上層統治者並且在這欲望之上火上澆油使其越燒越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