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入悖出

摘自：財新網，作者：刀爾登

一位朋友有個好職業，工程師，有個壞興趣，讀舊史。他讀得比每個人都認真，每月總有幾天，要興嘆九原，屬懷千載，弄得自己沒辦法快活。近日讀明末史事，又不高興起來，因為他是心軟的人，讀到那些殺戮、破壞，各種野蠻殘忍的事情，便修正自己以前的看法，轉而認為，暴民難成大事，造反不是出路。我勸他說，讀書的人，喜歡站得高，看得遠，把自己想象為社會的計劃者，若放下這身段，也許會少些麻煩，對自己或對他人。是否支持或反對某一種事，除非有十足的把握，出於自己原本的道德立場，甚至出於情緒或利益，也比出於某種高遠的目的，要可靠些。

暴民自然是很壞的。但暴民從何而來？專制像籠子，關進去的是良民，放出來的是野獸。有責任心的計劃者會想，我們在籠子裡完成教化吧，那固然好，但如果這時野獸把籠子咬壞，這有責任心的計劃者，要不要幫助把籠子修好呢？瞧，用心高遠，有時也會令人小則尷尬，大則忘記本意，做出奇怪的事。

何況暴民也有進化或墮落。使帝國崩潰的大叛亂，即使考慮到越往前越記載不詳的因素，也不是從一開始就那麼糟糕。陳勝、劉邦造反的時候，未聞有瘋狂的舉動。綠林赤眉，頗有草莽英雄的氣概。到瞭黃巾，雖然有一點荒唐瞭，但對社會的破壞，還趕不上董卓李郭之亂。

隋末之亂，既有張金稱的所過民無孑遺，孟海公的“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也有竇建德的釋張玄素，用王琮。到瞭唐末黃巢，殺人就很隨便瞭，可謂一代不如一代。

最糟糕的情況，還屬明末。那種國傢權力，經歷瞭一千多年，已把社會浸透瞭，改造瞭；當它墮落時，整個社會也一同墮落，它腐爛時，從天南到地北，社會生活的每個地方，一齊發出臭氣來。那時的合格暴民，不僅反貪官，反皇帝，也反社會。在他們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幾乎沒有，不亂殺亂搶，還指望他們做什麼呢？

民之初起，大約如古歌裡說的，“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尋個生路而已。至明末，某地變兵的反詩裡說，“大戶積錢還我債，小民養女是吾妻”，已是虎狼口吻瞭。後來再有進地，至多如洪秀全，沐猴而冠。洪秀全曾夢見無數天兵天將，進貢寶物，在他面前縱橫排列，使他滿面歡容，這大概就是一個階層的頂高幻想吧。有點諷刺的是，古代中國，一直以教化人民為任，何以越教越壞呢？

不隻是平民。權力腐蝕社會，掌權者首當其沖。古代社會的平衡，靠著多種社會關系；每一朝代，早期的官員，尚在文化或宗法上有自信，幾代之後，隻好越來越依賴強力，有暴君而有暴臣，有暴臣而有暴民，最後打個遍地瓦礫，剩下些得瞭失記癥的幸存者，白手起傢，恨不得從石器時代開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曾有人恭維這種循環為超穩定呢。如將千年擠為一瞬，看到漢唐和宋明也沒什麼大區別，確實是超穩定，中間死於非命的千百萬人，盡可忽略。

古代的集權制中國，亡於亂，也興於亂。這不僅讓人贊嘆國傢這樣一種組織，仿佛有人格，有智慧，它將自己的失敗化為社會失敗，將自己的死亡化為天下大亂，然後借此重生——它死亡時，將整個社會拖入極端的混亂，使人民歡迎任何一種秩序，哪怕是過度的秩序，然後，正如我們看到的，帝國又在人民感恩戴德的歡呼聲中鳳凰涅磐瞭。

一種制度惡化，總要激發出人性的惡來，是前者借後者洗清自己，還是後者埋葬前者，抑或兩者互濟，涉及到太多的因素，誰也沒辦法預先分析吧。有道德感的人，面對明末的痛史，往往為難，便是想象自己為當時的人，而上知三千年，下知三百年，怕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來。

如果一個明代人帶著全部知識，回到漢唐，他是什麼也做不瞭的。假如一個當代人回到明末，面對那墮落和混亂，是否能做什麼呢？在那種亂局中，他可以大聲疾呼，以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冷笑不語，以對得起自己的智力。不論哪樣，那結果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或許，這個當代人能夠又向前旅行一百年，遊說正德、嘉靖時代的士大夫，攜帶著真正外部的知識，他能否來得及改變些什麼呢。那就是我們不知道的瞭。

註：悖入悖出——出處:西漢·戴聖《禮記·大學》：“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入:來路不正的（收入）。用不正當的手段得來的財物，也會被別人用不正當的手段拿去。胡亂弄來的錢又胡亂花掉。 簡化成流行語就是“出來混遲早都是要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