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6 23:39:09
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在主戰場立下不少的功勞。例如，我們即將於要講的臺兒莊戰役，然而蔣介石卻不願意讓大傢慶祝這勝利。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一起來看看。
一、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兩次致電蔣介石，請求限制對臺兒莊勝利的宣傳
臺兒莊大捷，因曾進入教科書，故國人大多耳熟能詳。但因此役系桂系領袖李宗仁所指揮，故學界、坊間一直有一種意見，認為蔣介石為抑制桂系之聲望，曾試圖限制對臺兒莊大捷的宣傳。其依據是蔣當日曾就此役作出過如下指示：
“(1)臺兒莊之戰，不過第二期抗戰的初始勝利，應力戒因此勝利帶來驕傲。(2)長期抗戰主要在於消耗敵人之戰鬥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點應有深刻認識，以免對持久心理發生不良影響。(3)努力闡明本黨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等之重大意義。(4)所有宣傳應努力報道事實，慎勿誇張。(5)對敵加以筆伐之時，應止於攻擊日本軍閥，決不可對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誹謗。”
有論著評價稱：“這5條指示中，第5條是涉及對日策略的，姑不評論。前4條則明顯是在壓抑對這次勝利宣傳的基調，以盡量縮小桂系的影響。”並謂：“據說，一次蔣介石在武昌官邸聽到街上人聲鼎沸，問什麼事?左右告訴他，是在慶祝臺兒莊大捷。蔣聞報，面有不悅之色，冷冷地說：‘有什麼好慶祝的!叫他們走遠點，不要在這裡胡鬧。’”
上述材料，見諸日方資料及市井“據說”，其真實性尚無定論。但筆者於徐永昌函電中，亦發現有兩封致蔣介石函電，其內容，正是要求蔣介石對臺兒莊一役的宣傳要加以控制。第一封，寫於1938年4月7日。函電全文如下：
“臺莊之捷，薄海臚歡，惟爆竹慶賀，未免太早。蓋軍興以來，失地數省，國府播遷，創巨痛深，至慘極酷。今恢復大業，百未謀一，而遽以小勝自喜，已非古聖戒罹之意，倘更有進於此者，將恐長人民浮囂之氣，而轉為國際之竊笑也。鈞座如以愚見為然，乞立飭制止，藉以靜民氣而蓄內勁，並手諭前方將領，勿以驟勝而驕，為敵所乘，幸甚幸甚。是否有當，伏乞鈞裁。”
第二封寫於1938年4月8日。函電全文如下：
“竊維口舌興戎，古人所戒，現當軍事好轉之始，於宣傳方面，尤宜格外留意。蓋臺莊之捷，固由於我之將士用命，而亦由敵之不即增援;敵之不即增援，非其實力不足，一以留兵備俄，一以意見紛歧，而或有內憂。設我宣傳過當，予敵國體上以難堪，則彼將上下同心，不顧一切，先以全力對我。敵勢尚強，我協力禦敵，且能獲勝;彼協力對我，我豈易當，此不可不留意者一。”
“國際情勢，多忌善變，我國地大物博，久所垂涎，由弱而強，豈其所願。茲表同情於我者，非為我，實忌日耳，我若驟勝而驕，矜誇自詡，(不僅今次為然)則將移忌日之心，轉而忌我，豈我之利，此不可不留意者二。”
“哀兵必勝，始露其端，舉趾日高，何以為繼。倘狃於一勝，遽謂日人易與，民氣浮囂，必有難以善其後者，(戰事結束時，亦必棘手)況鈞座領導建國之始，似宜養成堅貞弘毅之民風，宣傳雖屬一端，始基尤所當謹，此不可不留意者三。”
“以上三項，有一不慎，必加重前途困難，竊謂宣傳文字播音，宜以端謹厚重為依歸，而以輕薄浮誇為大戒，於痛詈日人，尤加慎焉。(日軍閥與日人，切宜分別，於其天皇，尤不可輕侮)敵以暴，我以仁，敵助寡，我助多，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否則空言召禍，甚非計之所得也。迂謬之論，是否有當，伏乞鈞裁。”
二、徐在日記中感嘆：蔣先生雖通電不令慶祝，但語句不痛切無甚大效
徐永昌乃國軍一級上將，抗戰期間曾任軍令部部長之要職。綜而言之，其主張對臺兒莊勝利須控制宣傳的理由有三：1、此役雖苦戰獲勝，但戰果有限，且得益於日軍未曾增援，若宣傳過度，刺激日軍，恐招致其更改戰略，舍棄蘇俄而全力攻擊中國。2、不實的宣傳，容易使國際上發生誤會，削弱其防日之心，增強其忌中之意(暗指蘇俄與英國)。3、虛誇戰果，易令一般民眾對抗戰之艱難程度產生錯覺，進而不能理解當局久持待變之戰略，造成破壞性的輿論壓力。
查徐永昌日記，4月8日有記載稱：“蔣先生昨夜雖通電不令慶祝，但語句不痛切，無甚大效。回憶去歲盧溝橋戰事之慶祝，真是既愧且罹。”可知其4月7日的信函，對蔣起到瞭作用，但因蔣的“不令慶祝”的指示“語句不痛切”，效果有限，徐永昌遂於4月8日再度致函，詳加分析浮誇宣傳的個中利害，前引日方資料所提供的蔣介石關於臺兒莊勝利的五點指示，很可能就是因徐永昌第二函而發——細查該五點指示，與徐永昌4月8日之函的內容，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