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7 21:33:20
其二是《左傳》中的“法治”思想。《左傳》中通過記敘鄭子產積極推行法制治理國傢的史例提出“法治”的思想，並在後續篇章中指出：“貴賤無序，何以為國”(11)，“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12)，“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13)，進一步闡明依法治國的原則和重要性。諸葛亮治蜀正是這一思想的成功實踐，他提出：“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14)，“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15)，“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16)。他設立《蜀科》確保“有法可依”，嚴明吏冶強調“執法必嚴”;他“約官職，從權制”(17)，“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18)。街亭一役後，他比照《左傳》中“楊幹違法，魏絳戮其仆”的有關事例，不但依法處斬瞭自己最為器重的馬謖，更“引咎責躬”上疏自貶三等，以嚴於律已、高尚自訴的風格捍衛瞭法律的尊嚴。在他的良苦用心下蜀國境內“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19)，一派安定祥和的氣氛。
其三是《左傳》中的人才思想。任何一個社會都離不開人才，培養和選拔人才在歷朝歷代都是理政治國的重中之重。《左傳》中關於人才思想的論述有：“舉不失德，賞不失勞”(20)，“三折肱知為良醫”(21)等，明確指出選才的方法和標準。諸葛亮治蜀非常註重人才的挖掘與培養。他不分親疏，唯才是舉，提出:“治國之道，務在舉賢”(22)，“忠益者莫大於進人”(23)，要求“取人不限其方......盡時人之器用”(24)，提撥重用如蔣琬、薑維、何祗、張嶷、王平、楊洪、杜微、秦宓等一批後起之秀。諸葛亮不以個人好惡取人才，他與法正稟性不同，但很佩服法正的智術，於是花費很大力量把法正爭取過來，憑借法正的“善設奇制變”，智取益州。許靖原為蜀郡太守，劉備圍攻成都時，許靖想逾城投降，劉備十分看不起他。但諸葛亮不帶成見，他對劉備說：“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動宇內”(25)，於是拜許靖為司徒。他還在成都之南築臺，“以延四方之士”，為蜀漢網羅瞭一大批文武精英，使劉備順利建立瞭政權。這些都是對於《左傳》中人才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其四是《左傳》中的軍事思想。《左傳》這部書非常善於描寫戰爭全書記錄軍事行動四百八十多次，其中規模較大的就有十四次。作者把每一戰役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記載戰爭的部分如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晉楚邲之戰(宣公十二年)、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等，簡直可以作為兵法戰例來看;書中不乏一些戰術策略的精辟總結，如：“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26)，“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27)，“敵不可縱，縱敵患生”(28)，“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29)，“戰，勇氣也”(30)，“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31)等。諸葛亮活學活用發展創新，對於戰爭的勝敗從根本上找到原因，總結出一系列科學的軍事理論：“師出以律，失律則兇”(32)，“軍無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33)，“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34)，並付諸實際、身體力行。另外《左傳》中還提出的對內維護民族和睦、對外尋求積極外交的戰略主張說：“輔車相依，唇亡齒寒”(35)，“親仁善鄰，國之寶也”(36)，“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37)。大許基於此，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對內和撫戎夷，對外結好孫權的戰略思想。他采取“心戰”策略和撫南蠻西戎，派遣鄭芝使吳恢復兩國盟好，著力做好內政外事，以創造東、南、西三個周邊的和平良好環境。
其五是《左傳》中所宣揚的思想道德觀。書中強調指出：“日月之食，何損於明”(38)，“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39)，“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40)、“施舍不倦，求善不厭”(41)，對“君子”的作派從思想、行為學的角度提出具體要求。諸葛亮以此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他強調：“正已以教人”，要求下屬多提出批評意見，“勤攻已闕”，以“集眾思廣忠益”(42)，一再聲明自己“不疑於直言也”(43)，告誡後代“志當存高遠”(44)，“靜以修身，儉以養德”(45)。他事無巨細，親力親為，自校薄書，率先垂范;他清貧淡泊，不貪不奢，“蓄財無餘，妾無副服”(46);他視功利若敝屣，以忠貞而事君。對於劉備的臨終囑托，他援引《左傳》中僖公九年荀息回答晉獻公托孤時“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的話語誓表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