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7 21:33:20
諸葛亮是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傢、軍事傢，他的才識體系中有先秦儒、道、法、墨、名、兵、縱橫等諸子學派的思想因素，可謂學綜百傢、博采眾長。對於前代文化遺產, 諸葛亮采取的是積極的兼收並蓄的方針。關於這一點以往學者著作中已有專門論敘，本文亦不再贅述。以下筆者擬做一次細化，談一談先秦時期最主要的儒傢著作之一 ——《左傳》對於諸葛亮的影響。妄言之處，還望列位專傢海涵。
《左傳》又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傳》，現在一般認為是春秋後期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相傳孔子作《春秋》，左丘明為之傳，“先師為之言，後師為之傳”(1)，這是經學的傳統。《左傳》成書時間大約在公元前315年左右。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長於修辭的史學著作，《左傳》開編年體著史之先河，以魯史為線索，以魯國十二個國君的謚號為次序, 洋洋十八萬餘言，生動翔實地記載瞭春秋時期的二百六十多年間(公元前722年至前454年)的重要史實，著重敘寫瞭春秋時期各諸候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法令、外交、文化、歷法、天文、風俗等狀況，突出反映瞭當時的一些社會生活和思想。“體大思精，鴻篇巨帙”(2)，是一部可讀性很強的典籍。
《左傳》是《儒傢十三經》之一。從思想內容上看，它首先肯定瞭齊桓公、晉文公等人的“霸業”，原因是因為他們能夠“尊王攘夷”——“尊王”是擁護岌岌可危的周朝，“攘夷”是斥逐進窺中原的各族。它直言不諱寫出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對兼並提出異議，揭露出貴族統治集團內部的勾心鬥角和相互殘殺。它譴責“愛鶴而不愛民”的衛懿公、殘害無辜以取樂的晉文公以及其他大小統治者荒淫無恥的罪行，目的在於使腐朽的貴族吸取教訓, 有所警惕。它歌頌善於治國的管仲、晏嬰、子產，強調指出人心向背的重要意義，提出“違民不祥”、“眾怒難犯”等以民為本、重視人民的言論，體現瞭作者進步的思想傾向。
《左傳》一書西漢時開始在民間流傳，東漢初被列入官學傳授系統，成為古文經文學起傢之書。伴隨著經學受眾的日漸壯大，《左傳》這部經典影響則更加廣泛瞭。再看看諸葛亮，他出生在東漢末年的一個傳經世傢中，遠祖諸葛豐，生活於西漢武、昭、宣、元四帝時期，“以明經為郡文學”(3)，後來仕至司隸校尉，進加光祿大夫,全傢由今諸城遷至今沂南(即東漢時的陽都縣)，因此陽都諸葛氏可以稱作是源遠流長的世傢瞭。諸葛亮的父親諸葛珪，諸葛豐七代之後，漢靈帝時先任梁父令，後為泰山郡丞，治學以古文經學為主，會通百傢。亮長兄諸葛瑾“少遊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4)，東漢儒傢世代傳經，是時代風氣使之然。在這樣一個古文經學派的傢學背景下，處於求學啟蒙階段的少年諸葛亮，自然要熟讀《左傳》這部經學入門典籍的。
諸葛亮來到襄陽後，被荊州牧劉表安排在城南“學業堂”讀書，師從綦毋闓、宋忠、司馬德操等人。而綦毋闓等人皆“博通諸經”，受其熏陶門中弟子伊默就“專精於《左氏春秋》”(5)。有這些名師碩儒的敦敦教誨，加之“少有逸群之才”“獨觀其大略”，諸葛亮必盡得《左氏春秋》之精髓。
《左傳》對於諸葛亮的積極影響，透過他的思想言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左傳》中“民本”的思想。《左傳》中“以民為本”的終極關懷思想貫穿全書。文中通過隨季梁(桓公六年)和宋司馬子魚(僖公十九年)的言論多次提出“民，神之主也”的觀點，並在韓獻子論欒武子報楚(成公十五年)、晉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公十四年)、然明答子產為政(襄公二十五年)、齊晏嬰晉叔向論齊晉季世(昭公三年)、沈尹戌論撫民(昭公十九年)、逢滑對陳懷公(哀公元年)等篇章中反復強調“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軍事鬥爭中的重要作用，從而得出“國將興，聽於民”(6)的結論。諸葛亮治蜀尤其註意順應民心、為民興利這一事關政權的根本問題。他指出：“聖人之治理也，安其居，樂其業”(7)，“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8)，“因天之時，就地之事，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9)。他堅持以民為本，講究“德治仁政”，註重人心向背。他“撫百姓，示儀軌，開誠心，佈公道”(10)，心系黎庶，勤政愛民。百姓感其恩德，敬之愛之。亮病卒後，如陳壽《三國志》中所記載的那樣“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辟”，世代祭奠，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