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13:24
在這一點上歷代都是一致的。《尚書》的作者可以是先秦、後秦直至後清可以互換而毫不覺時 代的差別，隻是語言上略有古今之分。況且今人還力學古人，直至將《尚書》中的詞、意、邏輯著意用上，以顯與三皇五帝媲美而彰天命之威嚴與正統。《尚書》的 作者因而可能是承武王周公的精神從斷簡中拼湊而成。其實，一旦抓住原作者的精神，便可毫無困難地編纂成文。倘若後來的編者稍有古文的知識，稍加文飾便可以 抬出一篇古色古香的《尚書》式的文章來。
曾國藩的“討粵匪檄”就文朝廷之過，飾衰政之非，其中有：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 賦，戶不抽丁，以歷聖深
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為分別也。儒傢 很少例外，對一切叛逆者格殺勿論，一若武王之誥。
曾國藩之“討粵匪檄”近千字，今將他的檄文分為四段：
先述太平 天國對民不義(起)，棄怠歷代名教而崇尚夷教(承)，勸依附太平天國者棄之(轉)，違者玉石俱焚(合)，其中的精神、用語、邏輯、一面詞與《甘誓》同。終 中國封建之治，一切政治檄文皆如《尚書》出於一人之手，豈不怪哉，其中必有一種封建政治的語法在，以至今人讀今文，或讀古文，或讀上古文如出一轍;以今論 古，不為乖也。
重要的閱讀和思考似乎首先是對自己時代的認識，穿過層層迷霧，文章的邏輯、結構、四股或八股的應用，言過其實，文己之 過、飾己之非，於敵人之過之非則誇大其詞，不言其實;若握兵則以勢壓之，以死懼之，以其妻孥、身傢恐之，而致其餌——我們說“餌”是在曾、左、李三人用兵 圍敵有時大殺降兵、恐遺後患，此亦為封建時代用兵之法。
還有一種誥以生命來恐嚇不出死力或臨陣脫逃的兵士，如武王伐紂的《牧誓》最後句：“勖者夫子，爾所勿勖，其於爾躬有戮。”
“未知今，焉知古”是我們的方法論中必須出現的結論之一。知今尚未必知古，然不知今必不知古，似為定論。或作知古之然而不知古之所以然，因知今之然未必 知今之所以然者，這種說法與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相近。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古人今人一律認為歷史的知識是必要的，不知歷 史、不尊重歷史，或顛倒歷史的人犯的錯誤較重可以致命，較輕可以受愚昧帶來的後果。拿破侖1812年進攻瞭俄羅斯，僅四個多月，550000軍隊，隻剩 20000生還;1941年希特勒進攻俄羅斯，1944年俄羅斯轉退為攻。希特勒比拿破侖氣長，但軍隊損失瞭百來萬人，武器不計其數，使我們不禁說： “未知古，焉知今。”
從歷史的各種教訓看來，孔子式的、以人生為中心、以知生命為知死亡之路的，也應該有所節制，“不能事人，焉能事 鬼”可以作為“不能事精神，焉能事人”的反面，而未知生命可以終瞭，“焉知生”的反，是正必有其反才可以凸顯，這樣，可以更見其“生”，更見其“人”。二 十多個世紀的孔子主義並沒有將有權的儒傢或皇朝，變得更為人道或更為如《尚書》中所說的以民為本，以民意為中心，其故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