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3:46:45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國共兩黨捐棄前嫌，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在這種大的政治背景之下，新聞界有什麼樣的反應？媒體對於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持什麼樣的態度？本文試圖以《申報》為視角來探求抗戰前後中共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在媒體眼中的形象。
一、訪問延安
俞頌華和孫恩霖拍自延安的照片在《申報周刊》封面上發表。照片顯示，延安城墻上赫然刷有"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及"停止內戰"字樣的標語
1934年11月史量才遇難之後，其子史詠賡繼承《申報》報館全部產業；馬蔭良繼任總經理，總主筆張蘊和負責報館的業務。張蘊和身體欠佳，難以兼顧筆政和報館日常工作，原副總主筆周夢熊遂代理筆政。不久，周夢熊另找出路離開瞭《申報》館。俞頌華、伍特公和張叔通(張蘊和之弟)三人負責報紙編輯部的工作。俞頌華實際上主持《申報》筆政，並主編《申報每周增刊》(以下簡稱《申報周刊》)《申報每周增刊》多寫為《申報周刊》。其前身是1932年7月15日創辦的《申報月刊》，從1936年元旦起改為周刊，仍由俞頌華主編。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在日本侵略軍對華北步步緊逼的形勢下，國共兩黨聯合抗日以共紓國難的趨勢越來越明朗。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從這裡不斷發出聯合國民黨共同抗日的信號。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呼籲國共合作，共同抗日。2月15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召開。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向三中全會提議恢復孫中山"三大政策"，聯共抗日。對此諸種情形，《申報》大力宣傳。盡管國共關系有緩和的跡象，但是，陜北仍處於國民黨軍隊的封鎖之下，仿佛一個禁區。人們無法真實瞭解中共和紅軍。這就使得中共中央駐地延安越發顯得神秘。《申報》對延安非常感興趣，想"瞭解共產黨對抗戰的態度，幫助讀者提高對抗戰的認識，鼓舞人民抗戰的熱情"。在向延安派人的問題上，總經理馬蔭良的標準是，"要無黨無派的，思想進步，有正義感的，會攝影的，最好懂得一些外文的"。報館最後決定派《申報》記者孫恩霖和《申報周刊》主編俞頌華訪問延安。
《申報周刊》對《申報》派記者訪問延安的目的作瞭明確解讀:"溯自'九一八'後，開發西北已成為全國註意之問題。去冬雙十二事變以後，西北一隅更為國內外人士視線所集中。現在陜省秩序業已完全恢復，全國和平統一亦露曙光，西北之前途，固足欣慰，而西北之實況，尤宜洞悉"。
俞頌華
1937年4月9日，俞頌華和孫恩霖從上海出發。16日，他們到達延安。延安是一個小縣城，是中共中央的駐地。當時，許多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信息均出自延安。"在延安，他們走訪簡樸無華的市區和軍民共居親密無間的街坊，遇到許多春寒料峭中都是穿著棉衣的官員和士兵"。當晚，毛澤東在窯洞接見兩位記者，向他們分析瞭抗戰的形勢和前途，強調"要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經過"共同努力將確定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們的談話"一直進行到凌晨三時"。17日，他們還見到瞭朱德、張國燾、傅連璋及徐特立。朱德、張國燾等人分別就軍事、農業、衛生、教育等方面的問題發表瞭意見。17日夜，俞頌華和孫恩霖同當地軍民到露天廣場看抗日劇團的演出。條件雖然簡陋，但演出的內容給他們留下瞭深刻印象。18日清早，他們向周恩來辭行。周恩來"希望報紙發揮作用，調動一切進步力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好抗戰的準備"。隨後，他們離開延安，4月26日回到上海。
5月2日，俞頌華執筆寫成長篇通訊《從上海到西安和陜北》。5月9日，俞頌華和孫恩霖拍自延安的照片在《申報周刊》第二卷第十八期的封面上發表。照片顯示，延安城墻上赫然刷有"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及"停止內戰"字樣的標語。那篇通訊卻未能和關於延安的照片於同一期發表，而是在第二十期才發表。原因在於國民黨當局進行新聞檢查時，刪去瞭不少內容。俞頌華在通訊的末尾解釋說:"我寫完瞭本文之後，有人將原稿看瞭，說內容太簡，有補充的必要。但也有人以為我說得太多瞭一點，非刪節一下不可。結果，我因篇幅以及其他種種關系，非但沒有補充，且還自動刪節瞭一些，以致本文內容非常薄弱，這是我對讀者很覺抱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