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5:02:57
也就是遷的時候，沿海居民就死瞭超過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夠到內地，離餓死也不遠瞭。
遷的同時，就是燒。“稍後，軍騎馳射，火箭焚其廬室，民皇皇鳥獸散，火累月不熄。而水軍之戰艦數千艘亦同時焚，曰：‘無資寇用。’”
不僅燒房子，殺人民，就連樹木青草也不放過“當播遷之後，大起民夫，以將官統之出界，毀屋撤墻，民有壓死者。至是一望荒蕪矣。又下砍樹之令，致多年輪囷豫章、數千株成林果樹、無數合抱松柏蕩然以盡。……三月間，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於地上。”
至於為什麼要砍樹，要對果樹松柏都斬盡殺絕，大約意思也是為瞭防止海上的反清復明力量利用吧。
屈大均《廣東新語》說廣東省的情況，“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三千餘裡，以為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墻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中說“上自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築短墻，立界碑，撥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業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
暴行之三：文字獄屠戮學者
文字獄屠戮學者再來說康熙時期的文字獄，客觀的說，康熙制造的文字獄和其他兩個清朝皇帝雍正乾隆相比並不算多，但也並非沒有，而且有些案件的性質也還是很惡劣的。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發生的朱方旦案，值得一提。
民國時期的史學大傢孟森專門寫過一篇《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說
“士大夫談清代軼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詳，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賢、徐鴻儒之類。此緣專制時代官文書所束縛，又政教不分，學問中禁閼自由思想，動輒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經遭戮，傳者遂加甚其詞，印定耳目，無能言其真相者矣。
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經學臣吳鬱生奏參，幾罹於法，尚是專制束縛之餘習。跡朱方旦之所犯，並無罪名。當時侍講王鴻緒所參三大罪：一則談傳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階級也;二則信徒之多也;三則發明記憶在腦不在心，以為立說新異也。由今觀之，前二者皆宗教傢面目，而其後一端，所謂新發明之腦力作用，尤為生理之定義，學界之雅言，略以為大罪，則今日之書籍皆當焚禁，學校皆當封毀矣。”
在《清代禁書總述》一書內的《清代文字獄紀略》也有對此案的介紹，不妨簡略摘錄如下“朱方旦之獄——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廣有朱方旦者，自號二眉山人，聚徒橫議，撰《中說補》，謂中道在兩眉間山根上，……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講王鴻緒得方旦所刻《中質秘書》，指摘其中有誣枉君上，悖逆聖道，蠱惑民心之處，次年二月，九卿議復‘乞正典刑，以維世道’。結果朱方旦被斬，弟子陸光旭、翟鳳彩、顧齊宏亦被判為斬監秋後處決”
按照孟森總結的朱方旦罪狀，前兩條的話，那估計明代的王艮甚至王陽明在康熙統治下都免不瞭被殺頭的命運，王艮不必說瞭，出身鹽丁的平民思想傢，狂妄自大，以聖人自居，門徒無數，僅僅這就足夠在他在清朝康熙統治下被殺頭瞭，至於王陽明，那光他說“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在康熙統治下，得一個離經叛道的罪名不在話下，更何況他也是聚徒講學，轟動四方，被門徒擁戴成聖人。
如果論最後一條“記憶在腦不在心，以為立說新異也”，這其實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無知，這個觀點其實並不新鮮，早在明末許多知識分子那裡就已經流傳開來瞭，何以到瞭他這裡變成立說新異，以至成為殺頭的罪名。這本身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愚昧專制的表現。如吳伯婭的《朱方旦》中說“表現清朝統治者愚昧無知，頑固落後，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學和進步觀點而遭到殺害的典型事例。”
還有康熙統治下發生的戴名世之獄，也稱《南山集》案。戴名世僅僅因為贊同方孝標給南明正名的觀點，結果就被斬首，傢人好友等也被牽連為奴。這個案件廣為人知，這裡也就不必浪費篇幅多介紹瞭。
還是那句話，對於制造這些文字獄的皇帝，不譴責其暴虐也就罷瞭，若稱頌其為仁愛，則似於事實偏離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