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日本不為人知的另一暗黑面

2016-08-13 15:54:36

  由於美軍占領期間,對前特高警察參與刑訊逼供、人身虐待的犯罪行為的追究本著自行申告原則,絕大部分相關人員,並未遭到申告,因而免於被追究;而極少數受到追究、被開除公職者,也在風頭過後實現瞭“社會復歸”——重新回到警界。

  1925年《治安維持法》頒佈後,反抗該法的日本民眾被警察拘捕

  日本從戰前到戰時的特高警察,是暗黑時代的象征。戰後,隨著國傢的民主化,雖然早已成為歷史陳跡,但其實態卻並不為人所知。在各都道府縣編纂的《警察史》中,特高警察所實施的種種暴行及假特高之手所犯下的種種國傢犯罪,被諸如“由一部分警察職員所制造的思想取締問題”、“戰敗後,特高警察解體”等輕描淡寫的記述一帶而過。

  瞭解這個王國,對於我們理解日本社會,特別是彌漫其中的保守化特征有著重要意義。不能正視這樣的歷史痛苦,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傢何其難也!

  這種狀況的發生,當然與美軍“首鼠兩端”的占領政策及對日民主化改造的不徹底性有關。戰後,由於害怕像德國的秘密警察組織蓋世太保那樣被徹底地追究、整肅,特高警察自行銷毀瞭絕大部分犯罪證據,不僅成功逃避瞭政治整肅,而且“有效地”使這段不光彩的歷史本身“蒸發”、“風化”。乃至在戰後60餘年的今天,唯獨這段歷史,當事者的口述、回憶等一手資料,幾乎已被湮沒。而重新發掘,在物證人證都已消滅的情況下,無異於沙漠上起樓閣,難乎其難。後人隻能根據有限的史料,來最大限度地還原這個龐大的暗黑王國創設的背景和過程,勾勒一個大致的輪廓。

  緣起:“大逆事件”

  “大凡對那些試圖破壞國傢現狀、擾亂社會秩序……否定國傢體制之徒,國傢將不得不走自衛的道路。”在1911年3月(明治四十四年)召開的第二十七屆國會上,內務大臣平田東助痛陳國傢在“危難”關頭,奮起維護穩定的必要性。結果,就在這次國會上,出臺瞭一個新政:從當年8月21日起,在警視廳設立“特別高等警察課”(課相當於中國行政體系的處),以應對國內日益升溫的赤色思想宣傳和社會政治運動——這就是被稱為“特別高等警察”(簡稱“特高”)的秘密警察組織的由來。

  導火索是一年前的“大逆事件”。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等人被誣私制炸彈,密謀刺殺明治天皇,24人被捕(罪名是“大逆罪”),其中12人被處刑。然而,史料表明,這是一樁徹頭徹尾的卑劣的政治構陷,目的是絞殺尚處於搖籃期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運動。幸德秋水在終審法庭上痛斥公訴方:“連一個證人調查都不做,卻膽敢作出如此判決——這是一場暗黑的審判,汝等要知恥!”

  但在當時,因真相完全被屏蔽,事件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沖擊。

  桂太郎首相假惺惺地對明治天皇表示,要承擔出現“皇國前所未有之罪犯”的責任,並提交瞭辭呈。天皇則表示,“事件系隨時局變遷而伴生的餘弊”,內閣並無責任,駁回瞭桂的辭呈。

  後者主要負責新聞出版審查;前者則負責各類行會、同盟的罷工、罷市活動的取締和爆炸物取締。可見,特高創設的背後,確有應對日益高漲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大背景。

  彼時的日本,正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方興未艾,而資本主義文明尚未完全成型的時期,如細井和喜藏在其著作《女工哀史》中所描繪的工人低工資、勞動時間過長等“低人權”現象普遍存在。勞動者的不滿自然導致怠工、罷工的出現,且這種自發的反抗,日益成長為以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理念的民眾有組織的社會運動。而這恰恰是統治層所恐懼的,奮起維護穩定,是其本能的訴求和現實選項。事實上,創設之初的警視廳特高課,僅下轄兩個系(行政權限上從屬於課的部門,相當於中國的科):特高系和檢閱系。

  塵封的“黑匣子”

  圍繞如何取締社會主義運動的問題,統治層內部有兩派意見。在桂太郎之前任首相的貴族長老西園寺公望持相對溫和的立場,認為以強權解散社會主義政黨,無異於逼迫他們轉入地下,反而會帶來更大的麻煩。而桂太郎則持強硬立場,力主“社會主義根絕論”:“雖然目前是煙幕狀態,一旦延燒起來的話,將無法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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