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毛又召開瞭一系列的會議，聽取地方幹部匯報，批評“大躍進”中產生的浮誇風、瞎指揮等問題，並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等問題。為瞭把問題搞透，他召集地方領導和中央負責經濟的幹部上廬山，開個“神仙會”，“壓縮空氣”。毛親自定瞭18個問題，讓大傢討論。這說明，毛不是固執己見，要把國民經濟搞垮的，而是看到瞭問題，準備認真解決問題的。
但是毛有個大前提。“大躍進”是他發動的，全國人民幹勁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躍進的成績，在此基礎上糾正偏向。用毛的話說，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這也是他給廬山會議定下的基調。
既然是擺問題的會議，與會者難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實情況。當時已經出現瞭饑荒的前兆，情況相當嚴重。彭回到傢鄉視察，“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果令他極為焦慮。他上山就直言“大躍進”的問題很嚴重，斥責地方幹部向中央報假情況。為瞭引起毛的重視，他在7月14日給毛寫瞭一封長信，反映瞭他對“大躍進”的意見。
這封信今天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反映的都是真實情況。隻是信中用瞭“有失有得”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說法。毛當時沒有表態，隻是給信起瞭個名字：《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與會人員。彭看後隻說瞭一句：“怎麼給加瞭這麼個名字?”也沒往深處想。
其實，這是毛即將發起政治鬥爭的信號。歷史上曾有一個案例：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後，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為瞭解決紅軍的生存問題，1936年2月，中央下令紅軍發起東征，過黃河去山西，名義上說是開辟抗日根據地。當時彭等許多將領不理解，認為紅軍走瞭那麼多路，再長征怕隊伍出問題。
彭要毛切實保證部隊能回來，毛不高興地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保證不瞭的。”洋顧問李德當時給中央寫瞭一封長信，說東征是危險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瞭《李德同志的意見書》，讓中央留在陜北的負責人猛批李德。彭作為當事人，應該清楚這個過程。但在廬山他卻沒有察覺到危險，究竟是他政治嗅覺不靈，還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還有，那封信本身沒什麼問題，但關鍵是誰寫的。如果是旁人寫的，或許毛不會看得多麼嚴重。但彭就不同瞭，作為軍隊方面的負責人，卻對經濟問題發表瞭這麼多意見。毛的階級鬥爭意識如此敏感，自然會想到一些嚴重的問題。彭的信下發後，許多幹部表示贊同，一些意見反饋到毛那裡，引起他的高度關註。
有位中央負責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評“大躍進”的話，和蘇聯赫魯曉夫批評我們的話差不多。彭總剛去蘇聯訪問，是不是取瞭什麼經回來?這純屬猜測。1959年6月，彭率領軍事代表團到東歐和蘇聯訪問，在阿爾巴尼亞正好與出訪的赫魯曉夫會面。期間有三次外交禮儀性的會見，其實什麼實質性的問題也沒談。但毛卻認為彭是去蘇聯“聞味”，“取經”，懷疑彭是“裡通外國”。這個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上，還在全黨宣佈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反映：彭在小組會上說：“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彭作為軍隊的主要負責人說這個話，嚴重刺激瞭毛澤東。毛歷來最重視軍隊，所以毛後來批彭的時候講：“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
還有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匯報：“彭在山上拉隊伍，人都快被他拉過去瞭。”這就引起毛的警惕，認為彭是在向他的領導權和權威提出挑戰。後來毛批彭的時候說：“寫這封信的目的就在於爭取群眾，組織隊伍。”這樣，彭的罪名就升級為“篡黨奪權”瞭。
出於這些考慮，毛認為彭不是簡單的提意見瞭。但毛不打無把握之仗，他還要最後試探一下。於是，他派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去找彭“閑聊”。曾希聖在長征期間是軍委2局局長，負責情報和機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下。
曾向彭提瞭三個問題：1.為什麼寫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氣?彭說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2.是否出國訪問受瞭影響?彭說，在國外沒談總路線、“大躍進”的事情。3.對林彪當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滿?彭說：從未想過這種事。曾希聖失望地說：“這樣我們就沒法子談瞭。”彭也不客氣地說：“那就不談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