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方法就是負責任的人說負責任的話

審判席上，已經九十歲的霍姆斯大法官微笑著插話“寫那些話時，我還很年輕，馬卡姆先生，我現在已經不再那麼想瞭”

這就是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一部分出諸於他的人生經驗“真理隻有在思想市場上，才能得到最好的檢驗”

這就是為什麼要容忍哪怕讓人厭惡的聲音的原因，“就算那些噤聲之語存在錯謬，但也可能，而且通常是，包含瞭部分真理……就算我們相信眼前的意見都是真理，若不容它接受對立意見的挑戰和檢驗，人們對它的理性依據將缺少領會與感知”

譯者何帆曾經在書中引用過漢德法官的一句話，深得我心，“自由，就是對何謂正確不那麼確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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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句話不隻指向政府官員。

我喜歡《批評官員的尺度》的後三分之一，這是難能可貴的點晴之筆。也是身為記者的劉易斯對新聞界的反思。

用顧準的話說，媒體通過司法裁決得到的勝利是“娜拉的出走”，值得當街起舞，但是，娜拉出走之後怎麼樣？舞曲終瞭又會如何？

劉易斯提出沙利文案之後幾十年出現的社會之象：“為什麼沙利文案，給瞭媒體激勵的權利後，誹謗案的訴訟不少反多，金額也更多？為什麼這樣的時候陪審團的判斷大多傾向於對大媒體不利，為什麼人們往往反感媒體？”

有次我與紐約時報的一位同仁談話。說起佈什對伊拉克的政策，我說他的政策裡也有合理之處，為什麼你報道裡沒有涉及呢？

他說：“一個建築物著火瞭，你還需要說他房簷上雕著什麼花麼？”

我沒說話，但心裡還是覺得有點什麼不太妥當。

我心裡感到的這個因素，也許就是某種媒體的傲慢之意。

博克法官說“媒體獨享的自由到什麼程度，這種自由受威脅就到什麼程度”，美國人付出過這種自由的代價，他們經歷過麥卡錫時代因為黨爭在媒體上肆無忌憚的造謠中傷，捕風捉影行為“在謊言泛濫的惡劣氛圍下，整個社會都將走向墮落”。

想要避免這樣的墮落，就是胡適當年辦報時說過的話“自由的方法就是負責任的人說負責任的話”。

這個問題在中國當下一樣存在，在現在的媒體環境下，報道所指證者，的確往往用不公正的方式，來決定一篇報道的存廢。加上絕大多數媒體被訴案的失敗結果，足已讓人有同仇敵愾之感，足以讓人產生“不必再把不同的聲音反映出來。”的沖動。

——但是，這樣一來，我們和當初壓制打擊舉報職工的廣東那傢國有企業又有什麼區別呢？

一個記者在調查中，在聽到總編說“我不能放棄我的職業道德，讓我下獄我就下獄”的時候，會感到熱血激沸，聽到法官說“對媒體的容忍有多大，這個社會的進步就有多大”的時候，心頭一熱。

但是，“給每一方說話的機會”，這是我們自己鼓呼的價值觀。

我們也許沒有機會采訪被指證方，但是我們有沒有對自己獲知的一方信息尤其是核心事實存疑？我們能不能站在對方立場上向報料人發問？有沒有窮盡各種技術要素，體現出盡可能去尋找對對方有利證據的傾向？“做不到”，隻是一個技術問題。“不必做”，卻是一個以暴制暴的思維模式。

這個模式的後果是什麼？大傢都清楚。

巫國平法官在判決當中還有一段意味深遠的話，我至今不忘“衡量新聞機構的評論是否公正，應當從其評論的對象是否與社會公共利益相關，評論依據的事實是否真實存在，評論是否出於誠意來考慮”

雖不能至，但取其上，才有可能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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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說，作為中國法官，翻譯這本書，讓他深思，在一個風雲際會的大時代裡，這一代法律工作者要思考與解決的問題。作為新聞人，我同感深意。

不過，霍姆斯法官說，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在經驗。

換句話說，法律的進步，不僅取決於法律工作者或者新聞工作者，而在於“大多數人的生命經驗”。中國適逢微博時代，人人都在其中，要回答的問題已經是：“給你自由，你能幹什麼？”

要擺脫過去的泥土，就先要擺脫僵化的自我封凍。

思想的本質是不安的，它對表面上或多或少的統一總保持警惕，不停地主張更多的細節，要求更多機會作出鑒別，完成精神的不斷更新，一切陳舊的東西將依據新的線索來重估再建。人人如此，一個民族新的思維線索就會浮現其上。

顧準說過：“什麼是專制？專制就是認為自己絕不會錯的想法”。

這話警示政府官員，新聞界，和每個普通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