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7 23:24:43
韓愈少年生活艱險，出仕後又幾次沉浮，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再為國子博士時，又收留瞭侄子韓老成一傢，他說這時已經“傢累三十口”，而國子博士月俸為25貫，因此他的生活壓力是比較大的。韓愈曾有兩個關於寫碑銘的記載：《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和《謝許受韓弘物狀》。在王用男人一事裡他說收受瞭“馬一匹並鞍銜、白玉腰帶一條”，韓弘事則得“絹五百匹”。馬和腰帶是什麼價錢現在已經無法計算，但一匹絹當時“直錢八百”是我們可以知道的(16)，那麼五百匹絹就是400貫錢，等於他工資的16倍。這400貫錢是個什麼概念呢?在韓愈時期，一斤鹽的價錢是40文，一鬥米是50文，按照當時成年男子一年需要的口糧約七石二鬥計，這400貫錢大約夠一百人一年的口糧(17)，可見隻要寫一個碑銘就能得到一筆相當龐大的財富，這樣我們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韓愈為什麼寫瞭如此之多的墓志瞭，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韓愈的俸祿如此底，卻可以一次解囊十萬錢助修湘君夫人神廟瞭。
因為韓愈寫墓志大多是收人錢財受死者傢屬委托而寫的，所以在那種情況下，首先他是肯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評價墓主人行為的，而那個李幹因服食丹藥而死，墓志中又說他“及且死，又悔”，所以這個《李幹墓志》裡那些指責服食丹藥的話，應該是李幹自己和他傢人的意見，而不是韓愈的觀點。
另外，也有認為白居易說的“退之”不是韓愈，如錢大聽曾在《十駕齋養新錄》中引方崧卿說，稱此詩中的退之是《衛府君墓志》中的衛中立、衛退之，不是韓愈韓退之，但後人多不同意此說，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裡經過考論認為：“此詩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屬矣”。
由以上種種事例看，韓愈雖然一直在排斥佛、老，但排佛是真，斥老是偽，實際上他自己應該是信奉道傢的那套學說的，至少很信奉其中一部分，這導致瞭自己最後也因服食丹藥而死。
由士入仕的思考
中國的知識分子或是讀書人，從什麼時候開始被稱作“士”我沒有作過考證，隻是從古代的典籍中知道，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國傢就設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可見，早在遠古時代，士便是有尊貴地位人的代稱瞭。
自從孔子打破學在官府的格局以後，士逐漸多瞭起來。盡管這樣，在素有尊師重道傳統的文明古國，士人仍然是被全社會尊崇的階層。孔子對士的稱號就相當看重，他首肯弟子曾參之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他還以自己的行為，為士的含義做過許多註釋。此外，“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這些流傳至今的至理名言都說明，士屬於社會的精英和財富，絕非那些附庸風雅，吹牛扮酷之徒所能自封的。當年孟嘗君養士三千，雞鳴狗盜之徒側身其間。推而廣之，再看今天全社會的“士人”隊伍，就更加宏大而綿綿不絕。記得20世紀60年代中期，筆者高中畢業填報高考志願，當時全國大專院校招生的數量隻有30萬人。而從去年開始全國的大專院校招生數量已愈400萬人之多。再加上成人教育、職業教育、社會辦學等，累計起來，目前全國取得高等教育學歷的人數更是蔚為大觀。這麼龐大的隊伍，難免出現某些為人所不齒的分子，其中包括見利忘義者、貪贓枉法者、結黨營私者、奔走弄權者……為實現個人的貪欲無所不為。即便這些“士們”持有一定的知識和特長，但充其量隻能屬於司馬光所謂的“虎而翼者”，更何況當今的某些“士人”手中的文憑還是出自“辦證”人之手。
科舉制的實行，將天下士人的聰明才智都吸引到瞭讀書作官的道路。《荀子·大略》曾說：“學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學”，這還是未實行科舉之前的春秋戰國時期荀子的看法，待到科舉實行後，在中國歷史1300年的漫長時日中，求學而不為入仕的人更是少而又少，每逢開科取士，讀書人總是趨之若鶩。那麼究竟怎樣看待由士入仕的唯一通道——科舉制度呢?科舉制度的雛形出現於2000多年前的漢朝，正式形成於6世紀末的隋朝，到1905年清末廢科舉、興學堂，在中國存在瞭1300年。在中國歷史上的各項制度中，這是歷時最久，變化最小卻又影響最大的一項。在實行科舉制度的歷史時期，除瞭皇帝、貴族等極少數世襲者外，從中央到地方的絕大多數官員都是科舉出身。科舉制曾選拔出瞭從文天祥到林則徐這樣的民族英雄，從白居易、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到歐陽修、蘇軾、辛棄疾這樣的文學傢，從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張居正、陳獨秀這樣的政治傢，從朱熹到蔡元培、黃炎培一類的教育傢。此外，進士及第還隻是踏向位極人臣之路的起點，還隻是取得瞭做官的資格，正式做官還要經吏部銓選。據資料統計，在歷時1300年的科舉考試制度中選拔出來的進士共725科，總數為98749人。如果按宋、遼各自的平均數加上所缺的數目，總計要超過10萬人，這還不包括宋及以後各代特賜過的一批進士。10萬多進士大軍是我國1300年歷史上官員隊伍中平均文化素質最高的群體，也是官員隊伍中最活躍的成分。民族的興衰，朝代的更迭，國傢的治亂，都與他們密切相關。這些人又是這個歷史階段文化活動的主力，文化傳統的承傳與弘揚，文學藝術的繁榮與發展，教育事業的興衰，也都與他們密切相關。因此，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科舉制度及其造就的官員和文化大軍，都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