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7 23:24:43
儒士與出仕.....士之學者，以成君子為務。君子者，仁智兼備之人也。君子修身者，修此也。君子出仕，非其欲也，行其義而已。志在行仁，則仕與不仕無不可。有其德者，得其時者，以仕為宜，為盡其德能以弘仁道也;有德而非其時，正心慎行可也。
政者，正也。孝悌忠信，踐之履之即正，弘之宣之亦為正。亭林先生雲：“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之事，肉食者謀之。天下之事，則匹夫有責。”出仕當謀國事，國事豈非天下事?自善自正之士，當謀天下事，天下事何嘗無關於國事?先師為相於魯，是仕也，而謀及國之政;周遊列國，謀其道直行也，非謀出仕也，欲其仁道惠及天下也;纂訂六經，垂范後世，欲仁道惠及萬世千國也。仁矣哉!
士不言政，則失其天下之責。言政而非正，足以害亂天下;言政而身不正，足以致虛偽之風。有無恒產而咸有恒心，則富貴不驕，窮困不濫。不驕不濫者，是為履仁;能施而惠及於人者，方為行仁。士之言政，旨在正天下，非與天下為敵也;旨在益民生，非倡天下之亂也。士之言政，不輕出於口，思之再三而後言，尚有違道離正之虞，況其輕率而言者乎!個人之失也輕，而政之失也重，可不慎哉?
論韓愈的出仕觀對其影響及其他
不過無論如何，從社會的安定和經濟角度來說，韓愈的排佛，在當時還是有相當積極的政治、社會兩方面現實意義的。隻是韓愈諸多的排佛理由，最後幾乎都歸結到瞭社會、經濟問題和夷夏大防上，卻基本上沒有觸及到佛教的核心教義，所以沒有從根本上和佛教展開較量，故而即便當時有著良好的排佛條件，但由於他主觀意識上的先天不足，最後導致瞭在排佛問題上不能被信佛者的認同而沒有取得比較大的進展，同時也導致瞭他排佛理論的必然是比較粗糙和不能命中要害的，這與他排佛的根本出發點有著直接的關系。
韓愈雖然在排佛的同時也連帶著排黃、老，但是如前面所說，基本都是因為在提及佛教等宗教問題上要談社會、經濟問題而不得不連帶提到，或者是在關系到儒學地位的時候才批駁一下，他的很多行事表明他其實並不真的不信奉黃、老道傢學說，實際上他不但在世界觀上是信奉天命論的有神論者，實際生活中還在信奉著黃、老之術，在這一點上，韓愈又一次表現出瞭他的兩面性。
其一，“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14)，大違“子不語怪力亂神”之道，尤其他更是做為一位儒傢領袖，斯矣可笑夫。然亦有人以為祭奠之文或有推敬之意，不可盡信，然則他在論著與詩、文、書信中也頻頻言“天禍”、“天殃”，除在《圬者王承福傳》、《五原》等篇外，如在《感二烏賦》中雲：“蓋上天之生予，亦有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怊悵而無位，唯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省試明水賦》：“唯玄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德業於坎，同類則應，形藏在虛，氣應則通”，這不單單是天命論瞭，已跡近道傢的陰陽學說，還有《與崔群書》：“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有時有得兼者邪?”等等不一而足，這些都足可證明韓愈是個天命神鬼論者。
其二，韓愈口雖不言並且還時常排斥黃、老道傢，但實際還是信奉道傢那套長生不老理論的。韓愈晚年時，傢境富裕，據記載：“用硫黃攪粥飯啖雞男……千日後烹庖，名‘火靈庫’……愈間日進一隻焉”(15)，他自己也在《寄隨州周員外》一詩中道：“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這個周員外名為周君巢，是當時在服鉺丹石方面的專傢。而白居易詩則更雲：“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證明最後韓愈竟然是因為服食丹藥而死的。
不過很多韓愈的追隨者對這點很難接受，認為韓愈反對服食丹石是有證據的，那便是他在死前的一年，也就是在長慶三年(823年)寫的《李幹墓志》裡說：“餘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李幹)及且死，又悔”，因此認為他是不服食丹石的。
說到墓志，這又牽涉到瞭另一個倍有爭議的問題，也就是韓愈的諛墓問題。韓愈一生中寫瞭極多的墓志，在這個問題上後世一直有很多爭論，有說他諛墓的，有說他不諛墓的。實際上，如果我們暫時撇開韓愈主觀上到底諛墓不諛墓的問題不談，就會發現應該予以重視的是自韓愈的文譽起後，他生活費用的一大來源就是為人寫碑銘墓志，李商隱在《齊魯二生》裡說當時有個劉生叫劉義，曾經“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可見他為收取錢財而為人寫墓志碑銘這個事情，在當時已經是人所共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