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7 23:24:43
就一項制度本身而言，科舉不愧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傑作，在中國歷史上起到瞭重要作用。在經歷瞭一個世紀的政治風雲與官制興革之後，我們回首歷史時就不難看出，科舉制度至少有公平、公正、公開、參與廣泛、惟才是舉等優點。此前官吏的選拔主要采取的是世襲制和舉薦制。世襲制的弊端不言而喻，官吏的選舉面隻能鎖定在名門望族。舉薦制雖破除瞭血統的限制，但具備“考績幽明”資格的人畢竟很少，且又沒有統一的標準，被舉薦的人無法平等競爭。而科舉制卻首先向所有的士人敞開大門，不論富貴貧賤和門第高下，都可報名應試。對參與舞弊的考生和主考官的處罰也相當嚴厲，甚至處以極刑。元明清各代，各省貢院的中心位置都設有一座名為“至公堂”的建築，將至公理念公之於世。秦檜與嶽飛，都是八百多年前的歷史人物，一奸一忠，一邪一正，但嶽飛、秦檜二人卻同是科舉入仕，同朝為臣的。還有北宋的蔡京、明代的嚴嵩雖都屬獨夫民賊，卻也都是進士出身。因此，在科舉制度實行的歷史時期，即便是名節卑污，遺臭萬年者，就其才能講，也絕非酒囊飯袋。
有人舉出《儒林外史》中的范進和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以及歷史上眾多有才能的人耗盡一生精力，久困科場，終無所成為例，說明科舉制扼殺人才。且不說范進、孔已己本屬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現實生活中並無案可稽，即使那些終生未能及第的“眾多人才”與1300年間的科考選拔的人才相比也隻能是冰山之一角而已。盡管科舉制的諸多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正像不能因為一所大學沒能培養出愛因斯坦就否定這所大學的成就，同樣也不能因為李白、杜甫未能金榜題名就否定整個科舉制度。
學而優則仕是我國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理念。“學好文武藝，賣與帝王傢”，這既與“官本位”的傳統觀念有關，也和當時社會的經濟、科學、文化發展背景有關。當年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曾提倡，北大培養學生的目標是“不做官”，這曾使“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受到較大的沖擊。當然蔡元培所謂“不做官”的宗旨是要把做學問和從政嚴格分離開。而在現代社會，科技、文化、教育相對發達的情況下，確實需要很多知識分子擔任公職，特別是時下選拔領導幹部的標準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知識化”。這就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一是知識分子是做“士”還是做“仕”;二是各級組織選什麼樣的“士”“入仕”。當年愛因斯坦曾被以色列當局邀去當總統，如此“位高極品”可謂光宗耀祖瞭。可是愛因斯坦卻斷然拒絕瞭，還是一心研究他的物理學。當然，人各有志，確有心系廟堂，心憂天下者專門想做官也無可厚非，那就該把知識分子“進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的信條帶進官場，去做個廉潔奉公的清官，更是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