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00:49
譬如，二十年代極重要的 《語絲》周刊，其發刊詞便是“一清如水”的白話文：
“我們幾個人發起這個周刊，並沒有什麼野心和奢望。我們隻覺得現在中國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悶，感到一種不愉快，想說幾句話，所以創刊這張小報，作自由發表的地方。”
此外，傅斯年、羅傢倫、朱光潛、潘光旦、顧頡剛、費孝通等五四後的幾代學人，在做研究寫文章上，都對胡適文風有所傳承。說它成為中國白話文的底色，是指以後文人的寫作，都可以找到這種文風的影子，許多文章傢隻是在這樣的底色上又增添瞭一些個人的色彩而已。這是不是很丟臉呢?我覺得一點也不丟臉，這非常光榮。這是中國文學的光榮，中國文章的光榮。許多深刻的情感能夠用這樣清淺的文章來表達，許多高深的學問能夠用這樣清淺的文字來闡述，這是十分難得的。
胡適“談話風”最核心的概念是什麼?“談話風”要看對象，胡適談話風的對象主要是廣義的學生。跟廣義的學生對話，要把意思講明白，就必須用清淺、通俗、明白的語言，像和兒童說話一樣津津有味地說，這樣就形成瞭一種清淺優美的文體。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樣的文體慢慢少瞭。現在有人寫文章就怕寫得淺，就怕別人一看就懂。譬如，十多年前《讀書》雜志的文風就有過變遷，當時雜志換瞭年輕主編，文風大變，選題加重社會科學領域的探討，學術文章多瞭起來，老一輩清淺的美文少瞭。但《讀書》也讓許多讀者感到“看不懂”瞭。面對批評，辯之者稱，時代變瞭，大量關系國計民生的和世界性的問題推到面前，它們不同於過去那些文藝問題，怎麼能要求他們再去做好看的文章?其實回過頭去看，胡適、傅斯年、朱光潛等都是西方名校畢業的學生，他們談的問題又何嘗不是關系到中國和世界的種種迫切的難題?他們的研究也深入到大量艱深的學術領域，但他們的文章仍能寫得一清如水。像胡適與馮友蘭關於古代哲學問題的探討，呂徵關於印度與中國佛學源流的梳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古建築學研究，陶行知、林漢達的教育學理論，顧頡剛、江紹源與鐘敬文的民俗學研究，費孝通的社會學和人類學，周作人一直到舒蕪的婦女問題研究，甚至包括馬寅初的人口理論……不都是清淺的好文章?這些大學問傢，個個都是文章傢!相比於現在的學者，五四以來的學人更能夠用平常的話表達他們高深的學問，而且能表達得異常漂亮。對於學問，他們能“入乎其內”，也能“出乎其外”。這一點，對今天的學人是很有意義的。
還有一則很有意思的材料，林語堂三十年代的學術著作《語言學論叢》牟言中有一段話，和我們現在的氣氛很相契合：
“這些論文，有幾篇是民十二三年初回國時所作，脫離不瞭哈佛架子，俗氣十足，文也不好，看瞭十分討厭。其時文調每每太高，這是一切留學生剛回國時之通病。後來受《語絲》諸子的影響，才漸漸知書識禮，受瞭教育，脫離哈佛腐儒的俗氣。所以現在看見哈佛留學生，專傢架子十足，開口評人短長，以為非哈佛藏書樓之書不是書，非讀過哈佛之人不是人，知有世俗之俗，而不知有讀書人之俗，也隻莞爾而笑，笑我從前像他。這幾篇中能刪改的字句，已被我刪改瞭。”
原以為艱澀難讀的學院式文風隻是現在才有，其實那時候也有，不過於今為烈而已。但林語堂在文章上的覺醒，似也可供今天的學人們作參考。
說瞭那麼多胡適，是不是胡適的文體就是最好的?其實也不是。光是這一種，恐怕還不行。林語堂說“受瞭《語絲》諸子的影響，才漸漸知書識禮，受瞭教育”。為什麼是《語絲》諸子(主要是周氏兄弟)，而不是胡適呢?因為當時除瞭胡適的文體，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文體，就是周作人提倡的“美文”。
五四以後，因胡適的倡導和身體力行，出現瞭很多“長篇議論文”，文風比較單調。周作人針對這種現象，有過兩次發難。第一次是1921年，他寫瞭一篇短短的《美文》，主要針對體裁上的單一。他在文章中指出：“外國文學裡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是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裡邊又可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有很多兩者夾雜的。這種美文似乎在英語國傢裡最為發達……但在現代國語文學裡，還不曾見有這類文章，治新文學的人為什麼不去試試呢?”雖然隻有幾百個字，發表以後影響非常大。他自己帶頭創作美文，寫瞭 《吃茶》、《故鄉的野菜》、《初戀》和《烏篷船》那樣的名篇。而後像朱自清、俞平伯、葉聖陶、鐘敬文等也拿起筆來，創作那種回憶故鄉和兒時故事、描寫日常生活的敘事或抒情的小品文。五四新文壇的體裁開始多樣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