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00:49
周作人第二次發難，是在給俞平伯《燕知草》作跋的時候，對公安派的文章提出批評。一九三二年周作人做《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講演的時候，他更明確地提出對公安派文章的批評，其實也就是對胡適這一派文章的批評。他說，對公安派做的文章可以作一句總括的批評，便是“清新流麗”，味道不夠深厚，耐不住咀嚼。又稱竟陵派險僻難懂卻補救瞭一味清淺的文風。周作人認為應該融合這兩派文章的長處，好文章應具“簡單味”和“澀味”。《語絲》發刊詞像兒童一樣說話，這就是“簡單味”，一清如水，這一點與胡適相近;但周作人的文章又有“澀味”。不要小看這一點“澀味”，這恰恰體現瞭文體上的不同。
這又要回到“談話風”關於談話對象的問題瞭。胡適的文章面對廣義的學生，他可以像對待兒童一樣津津有味地談問題;而周作人的文章面對的是跟他相同層次的人，隻有達到跟他相同或相近的層次，才可能進入他的文體，讀出其中豐富的滋味，所以這個門檻是很高的。同樣是表達自己，胡適畢竟面對的是較低層次的人，盡量要寫得清淺，這不免會有所犧牲，文中帶“澀味”的部分就被懸置起來。而周作人做文章，他一點都不願犧牲自己，完全憑自己的趣味，這就形成瞭中國文章裡面最耐讀、最優美、最深厚的文字。胡適晚年到處搜羅周作人的集子，回憶說五四這代人還是周作人的文章最耐看;據周建人回憶，魯迅去世以前還在讀周作人的文章。這說明周作人的文章確實最耐讀。
最近黃裳去世，影響非常大。後來在追思會上，我說瞭一個意見：黃裳先生影響最大是在兩個階段。一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時為什麼影響大?因為周作人這一派人的文章，到瞭抗戰以後，提倡“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新中國建立後又提倡“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章隻有“普及”這一條路，帶有高級知識分子的澀味的文體當然就不吃香瞭，幾乎就中斷瞭。“文革”結束後，金克木、張中行、黃裳等大文章傢重拾那一派的文體，而其中黃裳是最“頑固”地保存瞭周作人原汁原味的文體的，所以影響大。第二個階段就是現在。為什麼?因為現在這種文體越來越少瞭，大傢常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奇怪的老人還在用這種奇怪的文體寫作，這就和整個文壇拉開瞭差距，是差距引發瞭註意。所以他去世時，幾乎所有大報都有文章和報道，反響超人意料。八十年代初那一次是“知我者謂我心憂”，那時還有很多人知道周派文章，因為好久沒見，忽然看見，就引起瞭轟動;現在引起的轟動，恐怕是“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是不知道這種文體的人因為好奇驚訝而引起的。看來這種優美高雅的文體已經離我們很遠瞭，但這是中國新文學極其寶貴的遺產，它們是不應該消失的呀!
除瞭周作人的文體，還有魯迅的文體，也同樣寶貴。人間要好文，隻有在認真的閱讀、體驗中重新領會胡適、周作人、魯迅的文章之妙，中國文章才會有真正的復興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