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三十年

　　二、從文物保護到文化遺產保護

　　1985年中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這意味著承認和接受以世界遺產為中心的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並通過世界遺產把中國原本相對獨立的文物保護體系和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體系連接在瞭一起。從世界遺產保護的角度，如果沒有中國這樣一個有著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的文明史，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傢參與，這一體系的代表性和完整性也必將受到影響。因此，無論是世界遺產委員會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或者是相關的咨詢機構都對中國的加入表現出瞭極大的熱情。1987年中國提出的申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六個項目：北京故宮、長城、周口店北京人遺址、泰山、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和敦煌莫高窟全部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在一方面反映瞭世界遺產委員會對中國古老文明的敬意，另外一方面也反映瞭中國這些遺產所具有的無可爭議突出普遍價值。

　　由於世界遺產中的文化遺產的保護體系是建立在以《威尼斯憲章》為基石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的系列憲章構成的保護原則和保護思想的基礎上的，因此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又從另一個角度，使《威尼斯憲章》所體現的保護原則成為中國文物保護的主導原則。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世界遺產的保護隨著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世界遺產的申報和列入受到中國各地方政府的關註。特別是1997年麗江和平遙兩座歷史城市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之後所取得的巨大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更引發瞭人們對世界遺產申報和保護的廣泛興趣。同時，各地方政府部門也把關註點放到瞭申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工作上。這種對申報世界遺產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熱情無疑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瞭對文化遺產的保護。隨著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改善，文化旅遊活動的開展不僅促進瞭人們對文化遺產價值的認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瞭文物保護單位和遺產地的經濟條件。在一些地區，以文化遺產為主要資源的旅遊活動甚至成為地方的支柱性產業。

　　世界遺產的申報需要對遺產的價值進行深入的分析，尋找最能突出遺產價值表述角度和方式，同時對遺產進行比較研究，確認遺產所具有的突出普遍價值。為瞭證明遺產所具有的價值，還需要對遺產的完整性和真實性進行說明，而完整性和真實性又與對遺產的認識和遺產的保護狀況密切相關。締約國還需要證明遺產得到瞭有效的保護，在遺產地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之後不僅要進行定期監測，還需要隨時進行反映性監測。如果遺產地的保護狀況不佳，並影響瞭遺產的價值，遺產則可能被列入瀕危遺產名錄，甚至被從世界遺產名錄上除名。這一程序無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障瞭世界遺產的安全。在熟練的運用這一程序對世界遺產地進行有效的保護的基礎上，這一程序也開始運用在中國各級保護單位的保護當中，特別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當中。

　　20世紀90年代以後，世界遺產的申報和保護中新的遺產類型不斷出現，人們從關註人類歷史和文明的偉大的遺跡轉向關註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重要遺存，以及人類文化交流的重要遺存。於是文化景觀、文化線路、聖山、聖地、鄉土建築遺產、工業遺產、二十世紀建築遺產等新的遺產概念和類型的提出，從申報的角度，系列遺產概念的使用都反映瞭國際社會在面對全球化浪潮對世界經濟和文化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面前，試圖通過對民族、地方文化的多樣性的保護以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和文化平等。

　　世界遺產申報策略和申報類型側重的變化，同樣影響到中國自身文物保護的發展，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申報中出現瞭系列項目的申報的方法，文化景觀類項目也出現在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當中，河北省黃驊的貢棗園使得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應當如何保護這一全新類型的文物保護單位。大運河作為一處保護單位，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反映瞭對線路類型文化遺產的關註，同時也反映瞭中國的文物保護單位向文化遺產的轉變。在文物保護單位上的實踐又為世界遺產的申報、保護和管理積累瞭經驗。

　　2006年國傢文物局提出瞭中國準備申報世界遺產的預備清單，西湖及龍井茶原產地、元陽哈尼梯田反映瞭對文化景觀保護在中國的開展，而絲綢之路、大運河則反映瞭中國在文化線路的保護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