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11:42
胡適認識到，西方文明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發達是建立在一個基礎之上的，這個基礎就是“理性的精神”。無論是自由還是法治、科學，沒有理性的思維能力都是 不可能建立起來的。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迷信盛行，而統治階級則推波助瀾，實行愚民政策。“理性主義”的核心其實就是每個人都具有客觀、獨立的思維能 力。胡適說：“今日大患，在於國人之無思想能力也!”胡適引用禪宗的一句名言說：“菩提達摩東來，隻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循著這個思路，胡適試圖把他 從自己老師杜威那裡學來的“實驗主義”引人到中國。他宣傳“科學的方法”，認為科學方法有三個要點：註重實事、註重假設和註重實證。與上述主張相一致，胡 適提出瞭他備受爭議的思想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說，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情，但卻是沒有用途的，也是很危險的，因為用心險 惡的政客們正是利用那些新奇的主義來蠱惑人心以利其私。
胡適呼喚理性的一個邏輯結果就是對科學的崇尚。胡適對科學的提倡，是從對宗教 迷信的批判開始的。當時，康有為等人將儒學改頭換面為所謂“孔教”，並企圖將它立為“國教”。胡適對此針鋒相對，他指出儒學並不是宗教，孔子也不是教主。 胡適還和當時甚囂塵上的“科學破產論”進行瞭堅決的鬥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文明遭受瞭沉重的打擊，以至於在西方興起瞭一股以施賓格勒的《西方的沒 落》為代表的思潮。這股思潮在中國亦有反映。這股思潮迎合瞭許多中國人的自大心理，很快風靡全國。一些人主張“西方物質文明破產瞭”，“東方精神將復 興”。在這些人中，張君勱、梁啟超和梁漱溟是代表人物。梁啟超通過他的《歐遊心影錄》將“科學破產論”傳播開來，梁漱溟為這一思潮提供瞭哲學基礎，而張君 勱則認為科學無法解決人生觀問題。胡適發表《科學與人生觀》一文指出，科學在歐洲已經有瞭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學的攻擊，而中國還不曾享著科學的賜福， 宣傳科學的負面效應隻能禍國殃民：
中國人的人生觀還不曾和科學行見面禮呢!我們當這個時候，正苦科學的提倡不夠，正苦科學的教育不發 達，正苦科學的勢力還不能掃除那迷漫全國的烏煙瘴氣。不料還有名流學者出來高唱“歐洲科學破產”的喊聲，出來把歐洲文化破產的罪名歸到科學身上，出來菲薄 科學，歷數科學傢的人生觀的罪狀，不要科學在人生觀上發生影響!
僅有科學的世界觀是不夠的，還應當有科學的方法。胡適因此提出瞭自己 最著名的科學主張：“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胡適認為，科學的方法論表現為四個方面，即“懷疑”、“事實”、“證據”和“真理”，而科學就是以“懷 疑”為先導，觀察“事實”，找出“證據”，從而最終獲得“真理”的過程。胡適告誡人們要養成“方法的自覺”，即“隨身隨地的檢討自己、批評自己、修正自 己”。胡適喜歡說的另一句話就是“拿證據來”。這句話其實就是他所倡導的科學精神和實驗主義的精髓。胡適的科學主義的主張是啟蒙運動時期對“賽先生”呼喚 之一部分，但胡適不僅僅是呼喊空洞的口號，而是提供切實可行的追求科學的原則與方法。胡適的這種科學啟蒙工作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促進瞭科學方法和科 學精神在中國的確立和繁榮。今天所有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人都在享受著胡適的福蔭。
胡適的另一項主張是個性的解放和“健全的個人主 義”。胡適主張的個性解放與歐洲啟蒙運動時期對人性解放的呼喚是一脈相承的。他繼承瞭歐洲啟蒙運動“人是萬物的尺度”、“絕不將人作為客體看待”的精神遺 產，提出瞭“一切為瞭人的解放”的口號。胡適說：“歐洲文藝復興是個真正的大解放時代。個人開始抬起頭來，主宰瞭他自己的獨立自由的人格，維護瞭他自己的 權利和自由。”胡適認識到，壓抑中國人個人解放的罪魁禍首是中國傳統的傢族主義和國傢主義道德。他呼籲將婦女從貞節牌坊下解放出來，呼籲將孩子從傢庭倫理 中解放出來。胡適所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是截然不同的，極端個人主義其實是一種“自私主義”，隻要權利而否認責任。“健全的個人主 義”則不同，是權利和責任的統一體，因為個人不僅有行為的自由，同時還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義務。隻有一個國傢的國民都發展出瞭獨立自由的人格，這個國傢 才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