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西周初年男女濫情，但是周公發現這樣不行，於是規定：男女在結婚前不能隨便發生性關系，除非到瞭結婚當天才行。後來人們管這個叫“周公之禮”。“周公之禮”現在通俗指夫妻同房，做愛，發生性關系。“周公之禮”是漢語中關於性關系的一種委婉說法，有點戲謔的意味。
相傳西周初年，世風澆薄，婚俗混亂。輔佐天子執政的周公為整飭民風，親自制禮教民。周公格外重視婚禮，從男女說親到嫁娶成婚，共分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敦倫七個環節，每個環節都有具體細致的規定，合稱“婚義七禮”、“士婚義七禮”，為讓“士”人理解如何執行“七禮”，周公遂與妻子一起演禮，現身說法。可演試到“敦倫”一節時，周公之妻拒絕瞭。敦倫，即敦睦夫婦之倫，含有指導新婚夫婦依禮行事的用意。但妻子不同意演試“敦倫”。躊躇間，周公見到兒子伯禽擺弄的幾個葫蘆瓢，試合兩爿能重新合為一個葫蘆，他靈感頓生。次日，周公把“士”人子弟召到辟雍(學校)，講解“婚義七禮”，說到“敦倫”時，他拿出一對原配的葫蘆瓢來，以此為喻：未分之前如混沌一體，剖開之後如男女有別，敦夫婦之倫，就如同把葫蘆瓢重新合為一體，其儀男俯女仰，以合天覆地載的萬物推原之理，於是陰陽合諧，乾坤有序，維綱常而多子孫。
從此新婚夫婦均據“七禮”行事，原本的教具葫蘆瓢也在婚禮上被奉為禮器：用根繩子拴住兩個瓢柄，表示夫婦二體合一；又得一仰一合地擺在新房內，象征男俯女仰及子孫繁衍。到瞭“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周公制定的婚儀亦漸廢弛，孔子遂重修禮典。修到“士婚義”中“敦倫”一節時，他認為時過境遷，可以省掉。“六禮”於是產生。不過民間照舊把世代相傳的葫蘆瓢置於婚儀中。孔子又順遂民意收葫蘆瓢入禮書，稱為“合巹”，不算婚儀中的正規禮器，而是夫婦“共牢而食”(即共吃祭祀肉食)後以酒漱口的器具。時間一久，不少人認為這是喝“同心酒”的器具；也有人仍學前輩的做法將其一仰一合地放著，哪裡還知曉它的本義呢?
結合初民婚配的發展史實來考察這類民間傳說，似乎不無道理。考古發現，如半坡和馬傢窯類型的文化遺存中，都有模擬葫蘆整體和縱剖面的陶制器物，有人就認為這是人類原始的交媾符號；而在漫長的風俗實踐中，葫蘆也經常扮演男女結合象征物的角色，如有些地區在男女新婚之夜，婆婆要向媳婦贈送葫蘆形狀的“禮饌”，上面既有蓮花一朵暗示女性，又有突起物一個表示男性；有些地區姑娘出嫁時，要佩戴繡有葫蘆的織物；還有些地區流行著在洞房梁上懸掛木勺的習俗，也可看作是葫蘆瓢的演變。此外，後人常稱夫婦同房為“周公之禮”，雖然帶有戲謔意味，但也能說明古人對此事之倫理性質的看重。
周公姬旦
周公始創瞭中國式的法律思想和政治制度體系，完成瞭“禮”的第三次變革。他從禁酒到制禮，確立瞭“形而上之禮”的“禮制”理論，他假“祭禮”為“人禮”，用以規范人們的社會地位、等級、行為、人域間的社會關系，他變原始意識中法自然、法天觀念為人法法則，由形式規定本質，用結果掩蓋原因，尋找到並確定瞭西周社會階級統治的理論原則，還因之創立瞭西周“形而上之禮”的禮制政治法律制度。這種制度我稱之為“禮法”規范。
周公之禮，是物質力量的最高表現形式，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進行統治的工具。作為階級的意志，它超越於平民百姓之上，服務於姬周宗法統治，具有強烈的強制力。他把姬周集團的意志和利益全部融合於禮之中，以尊尊、親親、賢賢、嫡長世襲、男女有別構成禮之本體。由之者，謂之“民彝”，非之者，謂之“非彝”。結果是“禮之所去，刑之所加也”。其本質特征是“保護”與“限制”。
周公姬旦
周公之禮，就其組成部分言，主要包括假定、處理兩個部分，而很少明確規定制裁（現代法理學用語）。這說明西周的“刑”與“禮”是分離的。“刑”、“禮”之辯，很早就成為法律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據我認為，二者不是同一概念，但二者也不是對立概念。如果說法應該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個部分組成的話，那麼，春秋以前，中國歷史上的禮、刑實是一致的，二者是邏輯關系、因果關系、先後關系，是同一范疇的兩個組成部分（和刑相平列的還有“兵”）。刑、禮分離的法律特征，在西周史籍中表現特別明顯。《周禮》、《儀禮》是有關假定、處理的專門規范，一般不涉及制裁。而另外，西周的《刑書》（即《九刑》）（已失傳，可從《呂刑》中見端倪），則專門規定瞭刑罰制度。刑、禮分離，是周公“德治”、“禮制”政策的重要內涵。禮的目的在於“強化”和“保護”，為此，防止犯罪，應是周公“禮制”的創新。一方面，他以懷柔的強化性規范——“禮”掩蓋著殘酷的強制性規范——刑罰、兵伐；另一方面，他利用人們普遍存在的虛榮、自尊心理，根據宗法親宗的宗法制度，強行劃分瞭人的階級等級，並引伸出瞭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律原則。即，禮是對貴族階級的抬高，而刑則是施於平民階級的恥辱。在法律的意義上講，禮是對“民彝”的保護，而刑則是對“非彝”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