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21 20:10:32
到瞭乾隆初年，皇帝曾一度下詔停止文字獄。乾隆六年“謝濟世著書案”中，乾隆諭稱“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波及全國的“偽孫嘉淦疏稿”事件開始，文字獄開始重現。尤其到乾隆中後期，文字獄達到高峰，而且非常嚴酷。乾隆年間共發生文字獄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過前朝。知名案件有字貫案、蔡顯案、尹嘉銓案、沈德潛反詩案、胡中藻詩案。學者任松如在《四庫全書答問》序說：“刪改之橫，制作之濫，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誘惑之巧，搜索之嚴，焚毀之繁多，為所欲為。誅戮之慘酷，鏟毀鑿仆之殆遍，摧殘文獻，皆振古所絕無。雖其工程之大，著錄之富，足與長城運河方駕，迄不能償其罪也。”乾隆四十六年以後，乾隆本人執政逐漸松懈，文字獄漸少。
殘酷的文字獄政策，使得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發展造成嚴重的阻礙作用。李祖陶說：“今之文人，一涉筆惟恐觸礙於天下國傢，……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世道人心，實有關系。”宋翔鳳亦言：“行事之間，動遭蹇難;議論所及，婁叢讒譏。故人舊友，或相告絕。幸為太平之人，不攖羅網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