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3:05:32
東漢末年的三大戰役各有各的歷史價值：官渡之戰成就瞭曹操，使其有瞭一統河山的可能;赤壁之戰則徹底碾碎瞭這種可能，初步架構瞭三國鼎立之格局;隨著夷陵之戰(或叫猇亭之戰)劉備的慘敗，三方均元氣大傷，誰也奈何不瞭誰，三國博弈的歷史才真正開始。
正史上，官渡之戰爆發於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年)。在這之前的199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威勢大增;袁紹兼並公孫瓚，得瞭幽、冀、青、並四州，雄踞河北，意欲南向以爭天下。斯年六月，袁紹挑選精兵十萬、戰馬萬匹，企圖南下進攻許都，序幕由此拉開。
次年正月，雙方在官渡一帶展開瞭長達八九個月你死我活的大會戰。結果，曹操以區區兩萬疲憊之師(一說三萬)力克袁紹，“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將北方之地盡收囊中，完成瞭地區統一。
袁紹為何會大敗
就《三國演義》的敘述而言，官渡之戰這個橋段並不如赤壁之戰寫得精彩，但其中的勝敗原因，特別是雙方主要領導人的馭臣之術及其產生的迥異後果，足以讓我們不必親歷刀光劍影，也能從中汲取前人的經驗教訓。盡管當時後世學人多有總結，唯其“多有總結”，才更值得我們去重視。
那麼，袁紹為何會輸?他到底輸在哪兒?不懂因時乘勢，錯失良機。
在權術設計中，應當充分考慮社會、政治、經濟、人文等諸多環境因素，也隻有這樣，權術才能得到真正的實施。這個不難理解吧?好比百姓深受洪澇之苦，政府乘機啟動水利項目，民眾自然不會反對。這就叫因時乘勢。袁紹的敗因，正始於不懂得這一點。
官渡之戰前，曹操兵發徐州攻劉備，田豐建議袁紹偷襲許昌(“舉軍而襲其後”)，這無疑是個非常正確的策略，但袁紹以兒子生病為由加以拒絕。等曹操回師，奇襲許都的時機已失，袁紹卻開始興師動眾討伐曹操瞭。田豐通過分析雙方兵力部署優劣，認為曹軍糧食不足，建議用持久戰跟曹操拼消耗，袁紹又不予采納，還把田豐關瞭起來。
我讀到這兒的時候，總感覺袁紹不是個正常人，用現在的時髦詞兒來形容，屬“自願精神病”。諸葛亮在《隆中對》裡曾提到：“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這個評價太客氣瞭。諸葛所謂的“人謀”，當指戰略、智慧而言。袁紹手下不缺智囊，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田豐、沮授等，都是有名的智士。可是外腦再多又有何用?領導不懂變通，一意孤行，跟神經病似的，焉能不慘敗?
回到現實中，如今各地城管幾成眾矢之的，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領導該如何因時乘勢的運用權術?竊以為不外乎兩點：一是切實妥善的改變執法作風，用事實左右輿論，而不是被輿論牽著鼻子走;二是要在扭轉形象上多下功夫，許多危機公關的成功案例，都是因時乘勢的結果。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地方城管執法部門已經在這麼做，希望堅持下去。
輕忽作用目標，輸於溝通。權術的作用目標是人，正確的溝通方式是第一位的。
當袁紹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議對策，孔融和荀彧之間的一段論辯特別引人註目。孔融：“袁紹勢大，不可與戰，隻可與和。”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何必議和?”孔融：“袁紹士廣民強。其部下如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皆智謀之士;田豐、沮授皆忠臣也……何謂紹為無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縱有百萬，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荀彧原來就是從袁紹陣營投奔過來的，對袁營的情況最瞭解。其後袁紹陣營發生的一連串內訌，果然驗證瞭他的判斷：田豐在大戰前因直言忠諫被下獄，最終受逢紀讒言而死;審配在軍情緊急之際，將許攸子侄收捕下獄，逼許攸臨陣叛逃曹營;郭圖用讒言逼走瞭袁紹手下大將張郃與高覽。
實際上，戰事相持到十月，曹營已經絕糧，必須向後方的許昌緊急求援。但許攸一反叛，向曹操獻計火燒烏巢，整個戰局隨之翻盤，急轉直下。這是官渡之戰勝敗的關鍵所在。
推原論始，袁紹的軍事失敗，顯然是權術的作用目標出錯瞭，人事上出瞭問題。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性格、喜好、弱點、工作作風等都不盡相同，區別是天上地下的。因而從組織運作的觀點來看，作為領導人在權術的設計使用過程中，應當考慮到每個作用目標的特征和特點，采取合適的溝通方式加以團結捆綁，才能使團隊運作不至於失靈。曹操的頭號智囊郭嘉說袁紹“外寬內忌、多謀少決”、“聽讒惑亂、是非混淆”。可謂一針見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