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盡，良弓藏”，在中華帝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周而復始地上演著這出鬧劇。整個歷史陷入一個怪圈，無論你如何掙紮，終究不能走出循環，就如齊天大聖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般。由於每朝每代都發生瞭此類事情，因此從邏輯上、直覺上來說這都不應該是某個皇帝個人素質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圖-秦朝世界地圖
我們可將皇帝與功臣間的關系看作一種委托代理關系。皇帝作為帝國的所有者，控制著帝國的產權，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國傢，必須委托一個或數個代理人來幫助他管理國傢。在這樣一個委托代理關系下，皇帝給功臣們高官厚祿，對他們的要求是勤奮工作，為皇帝效命。不過皇帝最主要、最關心的還是要求功臣們不得造反。
圖-漢朝世界地圖
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確保江山萬代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功臣們造不造反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皇帝們絞盡腦汁來解決的問題。解決功臣們造不造反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識別到底誰會造反，但這是一個信息不對稱的格局：大臣們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卻不知道誰是奸臣，誰是忠臣。
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國傢要麼有外患，要麼有內憂。外患是有形的，而內憂則無法察覺(原文是奸邪無狀)。一個奸邪無狀的自白道出瞭皇帝們的無奈：他必須有什麼方法可以鑒別出誰是奸臣，誰是忠臣。根據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功臣們必須發出一個信號或皇帝必須用一個信號來確定一個分離條件，來使忠臣、奸臣可以分離而不混同。
圖-三國地圖
皇帝們隻能簡單地根據某個信號直接判斷，那有什麼信號又能讓皇帝識別出奸臣呢？
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強懲罰威脅力度，諸如滅九族、凌遲等處罰手段，這樣有風險規避行為的人會選擇不造反。不過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風險愛好者在有機會時總是會去嘗試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開國功臣本身就意味著他們是風險愛好者，若不然誰會去“提著腦袋幹革命”呢？所以，事後懲罰的威脅對以冒險為業的功臣們來說不會有太大的震懾意義。
圖-唐朝地圖
那麼以親戚關系來識別呢？從呂後到李世民，從多爾袞到雍正，親戚的血緣、親情約束對爭奪帝位來說隻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從不會將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據對皇帝是否恭順這個信號來識別奸臣呢？毫無疑問，真正要造反的人對皇帝也照樣會畢恭畢敬，安祿山對唐明皇的肚裡隻有一顆赤心的絕對服從令人記憶猶新，這個信號沒有任何意義。那能否逆向思維，認為敢和皇帝爭辯的就是忠臣，不敢爭的就是奸臣呢？可惜，歷史上的權臣是敢和皇帝爭辯的，不敢爭的依然是忠奸難辨。凡此種種，我們用盡心機也無法為皇帝們找到可從功臣中實施忠奸分離的合理信號，當然更不可能找到分離條件。
每個開國皇帝都面臨著這樣的困境：他無法從功臣集團中分離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須想盡辦法保證自己的兒孫能順利繼承皇位。為此，皇帝們自然有自己的分離信號來進行分離，將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確保江山永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在不能辨別忠奸時，皇帝們選擇瞭實際上也隻能是這樣一個分離信號：有能力造反的和沒有能力造反的。對於皇帝來說，隻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殺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無造反之力瞭。每一代皇帝都面臨同樣的困境，面臨著同樣唯一的選擇，最後都作出瞭同樣的選擇，讓我們後人瞭見識瞭一幕幕鬧劇。不要問你想做什麼，而要問你能做什麼，功臣們天然有罪，誰讓他們有能力造反呢。學者們說中國是外儒內法，至少在對待功臣上這話是對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賊一樣的人性本惡的哲學思想。
圖-南宋地圖
功臣們如果交出兵權，功臣們就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這樣皇帝們可安枕無憂，大傢也就相安無事，歷史上“杯酒釋兵權”就是這一方案的經典案例。應該承認，這一方案是極好的，讓很大一部分功臣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但對一個掌握過權力的人來說，這種政治生命的自殺卻不是一件容易選擇的事情。而且，對那些有極高威望的開國功臣來說，隻是交出兵權仍然不可能讓上頭放心。
比如韓信，漢朝建國之初他就被廢為淮陰侯，兵權盡無，呆在長安無所事事。即使這樣，韓信最後也被滅三族。又如李世民，由於唐朝實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後回到長安其實也沒有什麼兵權，他在長安的實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殺後，李建成的人馬差點把秦王府攻破，後來靠扔出李建成的人頭破壞對方的軍心才奠定勝局。但是，李建成可沒有因為這樣放松對李世民的警惕。為何功臣交出瞭兵權還要被清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