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這樣一位女性，她出生於顯赫的曾國藩傢族，她是葉劍英元帥的第三任妻子，她是鄧穎超和宋慶齡的秘書;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她曾與領導人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開創歷史，並且就站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身後，她是參加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的女委員之一;她求學時追求個性解放，年少投身革命，解放後又致力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她在革命中輾轉流離，她在感情上飽經風霜，她在文革中受盡苦難，她一生堅強無比。
她叫曾憲植，湖南湘鄉人，是曾國藩九弟曾國荃的第五代孫，生於1910年，小葉劍英13歲。眾多中共元老夫人中，像王光美、卓琳那樣出身富豪者有之，如江青那樣年輕時依仗個人姿色心計而留名者有之;如張茜那樣容貌出眾而又堪為賢妻良母者亦有之。但她們中間傢庭門第最高者，遠無法與曾國藩這一中國近代史上屈指可數的頂尖傢族相比;她們中間容貌最出眾者，在曾憲植面前也會黯然失色。更何況，曾氏本人不但才貌雙全，同時又生就一副俠肝義膽。拋開意識形態不論，單純從傢庭門第、坎坷經歷和個人品行評價，曾憲植其人確實是眾多中共革命大姐中最富有傳奇色彩，同時也最具備人品和道德感召力的一個。
葉劍英在廣東開始他的第一次婚姻時，13歲的曾憲植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不但學習成績總是居於前例，還是學校籃球隊的投籃強手。二十年代初中期的中國，女子進學堂尚還是”新生事物”，女學生打籃球無疑更為少見。曾憲植的叛逆性格由此可見一斑。當時湖南女子第一師范的校長是中共革命老人徐特立(當時兼任一師毛澤東的老師，在《恰同學少年》中有具體描述)。在他的影響下，曾憲植於1927年一月投考瞭國民政府軍官學校武漢分校的女生隊，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員，不久即擔任葉劍英所在的軍官教導團準尉文書，並隨葉劍英開往廣州，參加廣州起義。
起義失敗後，轉往香港從事地下活動。1928年春，不滿十八歲的曾憲植正式加入中共共產黨，隨即與葉劍英結婚。婚後，上級機關本來計劃令曾氏隨夫前往蘇聯留學，後因人數超額，曾氏便主動提出把名額讓給別人。接下來曾氏被派往海工作，就讀於華南大學，不久即被捕。被地下黨營救出獄後，懼於國內形勢險惡，隻身前往日本留學，卻逢日本政府清查在日中國革命黨人，不幸再次被捕。好在其傢庭出身委實顯赫，日本人對曾國藩的後代居然另眼相待，這才逃此一劫。
1931年曾氏回國後，有幸與葉劍英見面，並奉中央之命，雙雙前往中共蘇區。但成行之前，卻又考慮到她長得實在太漂亮，擔心化妝打扮後經過國民黨封鎖線時，容易惹人註目，夫妻隻好再次分手，曾氏二次去瞭香港。西安事變後，曾憲植奉調武漢新華日報工作，葉劍英以八路軍駐南京代表身份進入國民黨統治區，夫妻再次見面。
1938年初，曾氏懷瞭葉選寧後三進香港，於當年十月在香港生下瞭她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次年，將未滿周歲的兒子輾轉送回瞭湖南湘鄉老傢荷葉大夫第，獨自來到桂林八路軍辦事處(葉劍英在南嶽遊擊訓練班任教官時，曾下山到大夫第看望兒子。1950年才將兒子接到北京。其子葉選寧在荷葉住瞭11年，受到瞭良好的曾氏傢塾教育。
1941年，曾憲植赴延安，入馬列學院學習。後來根據黨組織的分配做過婦女統戰等方面的工作。終於盼來調往延安的機會，但此時的葉劍英不但已經另娶，而且已經生下瞭女兒牛妞(即後來成為電影導演，因一部《原野》轟動一時的凌子)。開國大典時，攙扶宋慶齡與毛主席朱老總登上天安門的就是曾憲植，當天毛主席宣佈中國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瞭，周總理旁邊的女士就是她，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的玄孫女曾憲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她一直在全國婦聯，先後任副秘書長、書記處書記、黨組副書記、機關黨委書記等職。在北京椿樹胡同全國婦聯機關大院東北角的一間小屋住瞭幾十年，一張屏風隔在兩張單人木板床之間，裡面那張曾憲植睡，外面那張留給兒子。屋裡陳設極為簡單，四隻小板凳圍著一張小矮桌，用來吃飯會客，一個小蜂窩煤爐，取暖燒飯兼而用之。
曾憲植對同志真誠相待，幫助她們排憂解難。文革中造反派批判她是一把大黑傘，還羅列出72個小鬼在這把大黑傘下受到庇護。文革伊始，曾憲植最先受到沖擊，後又被送到位於冀中衡水縣疙瘩頭村的全國婦聯五·七幹校，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受到瞭非人的待遇，還被作為專政對象假槍斃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