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研究歷史，尤其是中國古代史的朋友們，有一處總是繞不過去的疑問，就是為何先進且富裕的中原王朝，為何屢屢受困於北方草原上落後的遊牧民族。關於這一點，筆者試著從多個方面加以分析，來探討這一問題。
中國東南臨海，受海洋季風影響較多。而遙遠的北方草原則大陸性氣候明顯，相對於中原地區濕潤、溫暖的氣候，北方遊牧民族所居住的環境更加的寒冷、幹燥。而氣候的不同決定瞭生活在北方地區的少數民族，無法向生活在中原地區的漢民族那樣進行大規模的農業耕作，隻能轉而發展狩獵、畜牧。
（圖）古代遊牧民族的生活畫圖
北方的大草原雖然幹燥貧瘠，但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養馬場，生活在這裡的遊牧民族理所當然的擁有瞭眾多馬匹，而惡劣的自然環境，也造就瞭草原人民強壯的身體和堅毅的性格，每個人都能隨時跨上戰馬，搖身一變成為冷兵器時代戰場上的主宰——騎兵。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興盛一時，給與中原王朝強大壓力的遊牧民族，無論是匈奴、鮮卑、柔然、突厥，還是契丹、女真、蒙古，他們的人口數量總是不到中原王朝的十分之一，而僅僅憑借這麼一點人口，卻在同中原王朝的戰爭中常常掌握主動權。
一方面是北方綿長的國境線，中原王朝要處處設備，防止遊牧民族的侵襲，所以軍事力量無法集中。而遊牧民族通常是集中力量攻打一處，所以雖然在人口和軍隊總量上無法跟中原王朝相提並論，但是在具體的戰爭中，卻往往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取得瞭戰場上的優勢。
另一方面自然是完全的騎兵部隊，其戰術機動性，要遠遠優於中原王朝步騎混編甚至步兵為主的軍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西漢同匈奴的對抗。自漢高祖“白登之圍”至漢武帝發動全面反擊的“馬邑之謀”為止，漢朝歷經高祖、惠帝、呂後、文帝、景帝，五位統治者共計60餘年，一直對匈奴采取守勢。面對匈奴的數次入侵，漢朝的軍隊均無法在第一時間予以有效的應對，而當大軍合集，要對匈奴軍隊實施打擊的時候，對方卻早已帶著擄掠的人畜財產打道回府瞭。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單於率軍大舉入侵，其侯騎甚至一度逼近西漢王朝的國度長安，整個國傢如臨大敵，而最後的結果是“單於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這一戰充分的體現出遊牧民族騎兵部隊作戰的機動和靈活性，使其擁有巨大的優勢。其後漢武帝改變被動防守的策略，轉而采取積極的攻勢，衛青、霍去病統帥大軍深入匈奴，封狼居胥，而這一切的背後，是一場軍事史上的革命，漢朝從此以騎兵部隊作為主力，利用其機動性，采取大規模迂回、閃電戰突襲匈奴，使得匈奴元氣大傷，再無力量與漢朝抗衡。同樣，唐初李靖滅突厥之戰，也是利用騎兵輕兵掩襲，而建立瞭不世功勛。
時至兩宋，遼、金、西夏、蒙古無不利用重騎兵的強大沖擊力，在戰場上肆意縱橫。而宋朝立國之時，就有先天不足。其一是燕雲十六州由石敬瑭割讓給遼人，失去瞭中原王朝賴以依托的天然防線，胡人的騎兵可以任意縱橫於華北平原，而北宋軍隊卻無險可守；其二是北方馬場的丟失，使得宋朝無法向漢唐那樣組建大規模高素質的騎兵部隊，以步兵為主的軍隊面對胡人的騎兵部隊，往往力不從心。當然宋朝外戰外行的原因不僅於此，但是這都足以證明騎兵在冷兵器時代的巨大威力。擁有天然牧馬場出產的良馬以及堅韌、兇悍的高素質兵源，無疑是遊牧民族的一大優勢。
從政治體制上講，中原王朝屬於農耕文明，從南至北，由東到西，各個地方的地理環境、人情風俗不同，要管理如此龐大的一個國傢，自然需要一套精密的國傢機器來掌控，所以從秦漢大一統開始，除極個別時間外，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就是不斷的強化中央集權，中央政府要做到對於各地的有效控制，就必然要建立和健全各種制度，其後果就是中央政府增強瞭對整個國傢的控制力，而整個政府機構的設置也不可避免的越來越龐大復雜。這種龐大而復雜的機器，想要運轉起來，總是要費一番力氣的。
（圖）古代蒙古騎兵射箭圖
與之相對，北方遊牧民族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落後決定瞭其社會形態的簡單化，各級政府的組織構成也較為簡單，重要的是，遊牧民族的生活習慣使他們的組織架構更加的軍事化，不僅僅是牧民可以很輕易地轉變為士兵，政府也可以很簡單的轉化為戰時政府，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以此來構建的，所以幾十萬牧民可以一瞬間就變成一隻強力的軍隊，而簡單的組織架構，則可以很高效的進行運轉，來指揮這支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