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5:58:14
1931年，長江、準河以及大運河水災肆虐，致使中部10個省份14萬人被淹死，25萬人流離失所。而同時，中國又深陷內部動蕩與局部沖突。日本關東軍精心選擇這一時刻，完成瞭對沈陽的占據，隨即又在百天之內，完成瞭對東三省的占領。與歷次外侮不同，此次事件，揭示日本軍國主義是對中華民族的生存構成最嚴重威脅的來源。
“九一八事變”作為一種轉折，中國結構性的內外矛盾由此轉換，外侮——對中華民族生存的挑戰，上升為最主要矛盾。“攘外必先安內”，當然不再正當。但是，東三省雖為日本人所據，而這一政策卻仍在運行中，沒有更張之意。因而，“九一八事變”許多復盤與推演，完全放棄抵抗而導致日本軍人集團勢力的全盤領先，便是結果之一。
就日本的侵略邏輯而論，6年後，“盧溝橋事變”爆發，華北亦將可能重蹈東三省舊途。據有華北，日本往南可以推進到華東與華中，並進占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往北可以奪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直至貝加爾湖——蘇聯的大部分國土。而這一套戰略邏輯，之於中國，蔣介石當然意識到其間深刻的國傢危機。在當年7月17日的廬山第二次談話會上，他說道：“我們的東四省(當時行政區劃為四省)失陷，已有瞭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沖突地點已到瞭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中華民族到瞭最危急的時刻!
隻是，內部如此糜爛的中國，能夠動員全國之力以抗日寇嗎?1937年，這個國傢到瞭必須回應這一挑戰的關鍵時刻。應對此次危機的廬山會議發出瞭明確而響亮的聲音：“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一個月後，蔣介石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我們拉開時間的距離，前溯至1840年，自鴉片戰爭始，接近100年後，中國的歷史揭開新的面貌——“盧溝橋事變”後，這個國傢整體性的被動情勢，由此改變。“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萬一真到瞭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隻有犧牲，隻有抗戰!”這當然不是實力比較的計算所能得出的結果，這是一個民族到瞭最後關頭必需的選擇。歷史自有邏輯，統一的獨立的中國的建立，亦即中國民族主義革命的成功，需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需要經歷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的復雜格局並最終打垮日本，中國才能開啟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傢創建之路。
“盧溝橋事變”，以及由此開始的八年抗戰，是傳統中國轉折為現代民族國傢的必經之道。但在更寬泛的空間裡觀察，它的價值並不僅止於此。
改變曾經的忍讓與退縮，頑強地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如此擔當所影響的並非中國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對到訪的孫科坦言：“我深知中國不僅是為自己作戰，也是為蘇聯作戰;日本人的最終目的，是占領整個西伯利亞直到貝加爾湖。”稍後，日本關東軍擅自出動數萬大軍在中蒙邊境的諾門坎與蘇軍作戰，接連兩次發動攻勢，均遭失敗。這意味著，當日本陸軍兵力深陷中國戰場時，無法配合德國東西夾擊蘇聯，導致東西方法西斯國傢各行其是，毫無戰略配合。1938年5月，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在電文中提出：“我們不能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既是為他們自己也是為我們而戰，因為隻有日本人的失敗才能把我們從危及我們在遠東地位的災難中解救出來。”與此同時，英國外相哈裡法克斯在備忘錄中說：“中國正在為所有的守法國傢而戰鬥。”
中國的選擇，一個弱國的抗爭，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歷史命運，改變的是全球性格局。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最後關頭的應戰”，其作用，中國方面當然有著清醒的認識：“(中國抗戰)不獨求民族之解放，不獨求領土主權之完整，實亦為全世界各國之共同安全而戰也。”對中國的抗戰意志，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主張：“聯合蘇聯，組成中、蘇、美、英對日聯合陣線。”而此際由美國亞洲艦隊司令亞內爾上將向國內發回的報告認為：“隻是由於……中國抗戰擋住瞭日本軍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