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3 15:58:14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演習中，一名日本士兵“失蹤”，日軍憑此借口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遭拒。20分鐘後，這個士兵已自行歸隊，但日軍大隊長仍下達命令，攻擊宛平城。此時已是次日凌晨4時50分……
這是“盧溝橋事變”的開端，隨後這一事件演化成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
76年後，我們重新回看這段歷史，價值何在?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般史論的重點，在於研究這一“偶發事件”為何演變成中日兩國全面的長時間的戰爭狀態。以“事件”之因，來探求戰爭之果，如此短促的邏輯結構——顯微鏡般的考察，事件“事實”越清晰，其在歷史進程裡的意義卻可能越模糊。“盧溝橋事變”，何嘗不是一系列前因之結果，作為一種轉折性的因素，它又導致一系列的後果。如此，才是正當的歷史觀。因而，時至今日，當我們有條件以相對豐富的史實為基礎，可以拉開足夠長的時間與足夠大的空間，在中國自身現代化過程與全球性格局的互動關系裡，重新審視這一事件的價值，我們的結論，當然不同。
領導以北伐為標志的國民革命的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需要解決兩大結構性矛盾：對內求國傢統一，對外求民族平等——這實為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所面臨的國傢性難題。北伐成功後，蔣介石的選擇是：對內繼續消滅反側，對外暫時忍耐待時。亦即“先安內，後攘外”。這一道路，歷史學傢郭廷以先生的評論是：“在步驟上亦自言之成理，豈奈為勢所不許可。”
所謂“勢所不許可”，以中日兩國關系觀察，“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抵抗，失去東三省，按“後見之明”的研究者的歷史復盤：日本執政當局亦有文官集團與軍人集團之別，當時國民政府雖無能力全面對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於日本當局，遂使軍人集團氣焰日彰。其結果，軍人集團一路狂飆，演進至“盧溝橋事變”之時，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擴張之心侵略之行，再無國內的制衡之力。內外之間，略有閃失，稍微失衡，後果便難以收拾。
“九一八事變”，以及東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國現代化轉型之艱難。如果說晚清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亦即傳統中國如何走向現代國傢，其特殊之處，按歷史學傢金沖及先生所論：近代中國一切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
現代化轉型之際，中國與現代化先發國傢——“中國/列強(帝國主義)”的矛盾，才是我們理解晚清以及民國，甚至當代中國核心性與結構性矛盾之一。自鴉片戰爭開始，其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甲午海戰，無不是傳統中國“忍無可忍”之下被動而倉促的應戰。也差不多無有例外，每次對抗外侮，都伴隨著國內政治格局的動蕩。第二次鴉片戰爭，甚至內(對抗太平天國)外兩場戰爭，由此導致的國內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戰，結果顯現：“李合肥一人對一國。”(梁啟超語)中國內部的糜爛，已無能力以一國之力應對外侮。這當然悲哀，卻是事實，亦是傳統中國結構性矛盾之必然。
對抗外侮，已無動員並組織一國之能力，清亡，沒有意外。1911年，辛亥革命後，如何在列強壓迫下，建立一個統一的獨立的國傢，便是當政者歷史性的挑戰。
北伐的成功，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瞭國傢的統一。十年民國，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稍有現代化氣象。這是最近被廣泛註意的所謂“民國范”。但是，我們稍稍認真觀察一下當時中國整體性格局，情緒將截然相反——1928年，甘肅回教的馬傢軍，反抗馮玉祥，雙方肆行屠殺，漢人、回民死傷20萬人;1930年，馮玉祥反蔣失敗，退出西北，甘肅、寧夏、青海成為回教軍人的天下;1934年，擁兵3萬、反復無常的孫殿英自察哈爾經綏遠進攻寧夏，回軍拒之於前……西北中國，並無寧日。而東南沿海，1932年，廣東有陳濟棠與粵海艦隊之戰，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與據有膠東的師長劉珍年之戰。西南地區，軍閥割據的四川，劉文輝、劉湘、鄧錫侯與田頌堯，民國以來，大小戰爭多達480餘次。
中國的統一，徒有其表。民國范兒，其實可憐。1931年，正忙於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並應對兩廣軍事的蔣介石，遭遇瞭“九一八事變”。外患未因內亂而不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歷史學傢徐中約論述，“日本人三次，1912、1916、1928年策劃挑唆‘滿蒙自治運動’歸於失敗之後，這種觀念卻越演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