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胎不僅意味著某種錯誤的、罪惡的道德行為，也是對國傢制度的背叛和對抗。齊奧塞斯庫認為，胎兒是國傢財富，拒絕生育孩子就是背叛國傢。因此，不僅禁止離婚，而 且還規定每對羅馬尼亞夫妻至少要生4個孩子。同時還規定，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納懲罰性稅金，而違法墮胎者將受到刑罰和囚禁。為瞭保證婦女的及時妊娠，羅馬尼亞婦女的月經周期都屬於國傢機密，每個人要隨時接受官方的嚴格檢查與盤問。
斯大林曾說，權力是沒有靈魂的，沒有情感的，它隻會執行命令，國傢機器上的齒輪隻會根據指令轉動，國傢最需要的是沒有自己頭腦、隻會執行命令的工具。在 一個機械化的官僚體制下，所有的機關、工廠、農村和學校等單位，都密佈各種嚴厲的執法者，作為“國傢財富”制造者，所有婦女都遭到嚴密監控和嚴格檢查，避孕工具就是最可怕的反叛國傢的罪證。那些避孕的婦女和默許墮胎的醫生一旦敗露，等待他們的就是一場牢獄之災。這些闖入民眾臥室的執法者被人們鄙夷地稱作月經警察。
因為傳統的宗教習俗禁忌，很多意外懷孕的少女害怕成為“未婚媽媽”，不是選擇不安全的墮胎方式，就是選擇自殺。在這種恐怖變態的政治高壓 下，許多絕望的婦女鋌而走險，試圖偷渡多瑙河，到鄰國匈牙利尋求庇護。在邊境線上被視為叛國者而遭到羅馬尼亞軍人槍殺的孕婦不在少數。
在齊奧塞斯庫和他的“月經警察”的共同努力下，羅馬尼亞女人果然生出瞭超過一倍的新生兒。齊奧塞斯庫面對迅猛的嬰兒潮也措手不及，因為婦產醫院的設備、婦產專傢、產科醫師、兒科醫師以 及婦幼保健工作者嚴重缺乏。僅僅一年中，羅馬尼亞的嬰兒死亡率就增長瞭145.6%。這場悲劇令全世界為之嘩然，羅馬尼亞被人們譴責為“現代社會的濫殺無辜”。齊奧塞斯庫隨即命令，隻有滿月的嬰兒才可計入統計數字，然後再核發出生證。如此一來，大量初生即夭折或殘疾的嬰兒就“不存在”瞭，嬰兒死亡率迅速 “下降”，逐漸恢復正常。
這項反人性的繁殖國策制造瞭一場曠日持久的人道災難，羅馬尼亞婦女不僅承受著奇恥大辱，而且被迫淪為國傢的生殖機器。另一方面，孤兒院和收容所裡大量被 遺棄的孩子“從來沒有合法存在過”，這些身體和精神上承受雙重傷害的孤兒成為羅馬尼亞社會一個永遠的傷痛。更為匪夷所思的是，齊奧塞斯庫為瞭增強新生兒的 體質而進行輸血，由此導致艾滋病通過血液大量蔓延，這些“艾滋孤兒”成為齊奧塞斯庫時代最黑暗的記憶。
直到1989年，這項罪惡的人口政策才伴隨著社會主義政體，和齊奧塞斯庫一起在羅馬尼亞結束。在此期間，大約有50萬的羅馬尼亞女性因為秘密墮胎的安全性而屈辱地死去。很多年後，羅馬尼亞導演克裡斯蒂安餠久用這個題材拍成一部極其壓抑的影片《四月三周兩天》，在2007年嘎納電影節上一舉獲得金棕櫚獎。
齊奧塞斯庫對打字機的控制同樣極度變態。在極權體制下，文字也是一種對抗權力和保護人性的武器。任何獨裁者都不會輕視文字可怕的力量。如果他掌控文字，他就可以用謊言征服人民;如果民眾掌握文字，不僅會危及謊言的存在，甚至會消解權力和暴力的作用。
齊氏政府認為隻要控制瞭打字機，也就等於控制瞭所有的文字和寫作，也就禁止瞭言論自由。
1980年，齊奧塞斯庫正式頒佈瞭《大羅馬尼亞打字機法》。根據該法，每一個羅馬尼亞的公民、企業、機關、學校等單位，凡擁有打字機必須要得到警方的許可，領取使用執照;要成為打字員也必須照此辦理，並且要將所打字的樣品同時上報。如果打字機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機都需要更新執照。任何繼承打字機 的羅馬尼亞人，都必須將相關證照上交政府當局，然後再申請取得使用它的資格;如果不把打字機的鍵盤上交警方，或者私自處理哪怕已經損壞的打字機，都將遭受嚴厲處罰。
文字作為思想的載體，控制瞭文字也就等於控制瞭思想。對任何統治者來說，一個思想被控制的人才是一個完美的奴隸。在一個徹底消滅自由的國傢，權力就獲得最大的自由。
從興盛到衰敗
在人類歷史上，曾有無數暴君把落後愚昧的國傢變得非常強大，如秦始皇、愷撒大帝、奧古斯都大帝、希特勒、斯大林等。事實上，齊奧塞斯庫同樣做得不錯。在他統治的25年當中，依靠左右逢源的國際關系，這使羅馬尼亞迅速成為歐洲的後起之秀。1965年至1980年期間，羅馬尼亞工業產值持續高速發展，平均每年增長達到11.5%。這種持續的高速增長使70年代被譽為“齊奧塞斯庫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