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5 21:31:51
再有，這種私有化的組織形式類似搞“承包”，隻要團隊能攻城拔寨打勝仗，朝廷提拔他們的將領，獎賞他們的團隊，丁勇們也能水漲船高，得到好處，說不準還能撈到一官半職。要是“兵為國有”，搞大充公，在軍營中舉目無“親”，不光自己出頭的日子難盼，受到非人的對待也不是不可能的。
為瞭便於組織控制，曾國藩還規定所招各丁勇，必須“取具保結”，將丁勇父母、兄弟、妻、子姓名詳細登記入冊。所招一營，一般均為同一縣之人。這就在“私人情誼”原則外，增加瞭一個“地域原則”，更加劇瞭湘軍的宗法關系和私有化程度，以至於湘軍各部成為瞭以熟人關系為紐帶維系著的武裝集團。曾國藩非常得意於自己的創新，曾說：“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這並不是自吹自擂，王闓運在論及湘軍的優點時也說：“湘軍之可貴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親。
“哥老會一事，尤為莫大之患”
然而，湘軍後來出現的種種問題，正是“各有宗派，上下相親”的軍隊私有化體制所致。我們且看這種體制，是如何讓哥老會混進湘軍，進而對軍隊造成瞭什麼樣的影響。
隨著鎮壓太平軍力量的擴大，兵源日益吃緊——湘軍自建軍以來至攻占天京，陣亡病故傷殘約八九十萬人，以湖南一省提供如此巨額青壯年，兵源肯定緊張。另一個原因是，一旦統領死瞭，該隊伍就得遣散，需要重新招募。兵將都不是那麼好招，曾國藩曾哀嘆：“朝取夕取，網羅殆盡，刻下不特將領難得，即招募精壯勇丁，亦覺難以集事。”一些將領隻好把一些流氓地痞，甚至“哥老會”成員也招瞭進來。有學者作過統計：在霆軍中做過統領或營官的有13人，其中湖南籍6人，四川籍4人，籍貫不明者3人。四川籍約占一半。
“哥老會”本來是黑社會，在四川地區哥老會叫“袍哥”。“袍哥即燒香結盟之黨也。流於匪類者，謂之會匪。普通之名詞，皆稱袍哥”。在湘軍的招募中，哥老會大量潛入，潛入本來也沒有什麼，完全可以進行正規化改造，可湘軍的體制非但不利於對哥老會的改造，還為其發展提供瞭肥沃的土壤。哥老會通過在軍中散播患難相助，禍福同當的會黨義氣，很能俘獲人心，在軍中造立山名堂名、豎盟旗，建立秘密的哥老會組織，由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組織不斷擴大。
“異姓結拜”在清律中是明文禁止的，隻是湘軍基本上是私人武裝，清政府較少插手，而曾國藩對軍中“異姓結拜”有過變相支持態度，認為將士應該：“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賊(指太平軍)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官兵亦有誓不相棄之死黨。”既然鼓勵官兵視同死黨，而哥老會就是要把會員之間結成死黨，兩者可謂不謀而合。
軍中的哥老會壯大後，勢力盤根錯節、支幹互生，江湖人士的習性日益暴露出來，滋事騷擾時有發生。如1865年5月，安徽徽州府休寧縣各營相繼鬧餉嘩變、毆傷道員。據《吳煦檔案》記載，同年，杭州湘軍蔣益澧部哥老會欲謀殺蔣益澧，搶劫司庫，但事泄未成，蔣益澧大肆逮捕哥老會員，殺害30多人，其中包括“二、三品賞職之人”，並搜出哥老會“人名簿子”。且僅在這一年中，各軍規模較大的嘩變就達十多次，有的部隊嘩變後，與政府軍對抗，最後反加入瞭太平軍餘部。騷亂擾民之事也甚多，以致民有“官兵不若長毛”之嘆。連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哥老會一事，尤為莫大之患。”
湘軍將領對軍中哥老會並不是沒有整治、肅清，早在1859年，曾國藩制定湘軍營規時，就提到“禁止結盟拜會：兵勇結盟拜會，鼓眾挾制者嚴究;結拜哥老會，傳習邪教者斬!”次年，左宗棠在長沙編練新勇，將勇丁結拜哥老會列為“行軍五禁”。可見，湘軍將領深刻意識到軍隊被黑社會侵染的危害，也采取瞭必要措施來防范。但成效並不理想。軍隊黑社會化之勢已逐漸蔓延，一些統領為瞭方便帶隊伍，也加入哥老會，有軍官和黑社會老大的雙重身份，江湖中的種種弊病就像草樹遇到沃土迅猛生長，鬧出種種騷亂、嘩變並不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