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謊言

在西方，“印鈔機”伍茲一直生活在好好先生的謊言之中，但真相立馬讓擁有他贊助商股票的股民損失大約120億美元；在中國，“音速小子”郭敬明被曝抄襲， 依然受到粉絲擁戴，榮登福佈斯名人榜。老實說，人們心如明鏡：再盛大的奧運開幕也有假唱，再清純的玉女也有艷照，再坦誠的朋友也經不起真話。人們連巴金的 《真話集》都要懷疑，認為裡面全是假話。

誠實是一種“他人的美德”。魯迅指出中國人的“瞞和騙”，柏楊則警告人們遠離傳統的“醬缸文化”和“謊言文化”。“造假者決心痛改前非，大傢為他舉起瞭酒 杯，可惜酒杯裡的全是假酒。喝瞭假酒必須求醫問藥，可惜吃下去的還是假藥。嫉妒和謊言不僅僅是一種特殊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缺陷，而是一種無處不在的空氣。” 《餘秋雨人生哲言》中如是寫道。

說中國人是“最愛撒謊的民族”的大多是中國人。最瞭解中國人的是中國人自己，中國最瞭解的人也隻有自己——因為任何渴望真誠的關系，都是從虛偽的客套開 始；任何不帶欺瞞的、內心赤裸的相交，往往是關系崩潰的開始。是的，我們自欺欺人，把自己給騙瞭；疑神疑鬼，把自己給毀瞭。

真話成為瞭最稀缺的社會資源。減肥廣告是騙人的，餐桌是危險的，經濟學傢是不靠譜的，統計數據是“全世界都不相信的”，股民是被謊言套牢的，房地產的利潤 是永遠保持神秘的。即使遠離現實社會，逃到網絡世界，依然發現，即使在虛擬世界，越多人脫下假面，就越多人戴上假面；越多人揭穿謊言，就越多人制造謠言。

中國人必須為自己的誠實找到解決方案——2010年兩會，66歲的全國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張維慶抨擊官場不正風氣，認為作為黨的高級幹部， 他的底線是在任何工作場合都不說假話，但是，“看條件說真話”。

太誠實是反社會行為？

《文匯報》曾寫過一個故事：有陶藝傢到陜北的一村子，發現在政府的支持下，村子裡的鄉土文化遺存特別豐富，處處可接觸到面花、剪紙、年畫、信天遊、民間故 事，連多神教的神像都在新修的廟裡被供養起來。但七八天後，消除瞭戒心的農民突然對她說瞭大實話——其實民俗早在“十年動亂”後就蕩然無存，她所見的都是 一個大學教授帶著小組，將陜北各地的民俗搜羅過來，手把手地教給當地農民的——這是一個最美麗的謊言，“連農民腰鼓隊穿的衣服都是參照秦腔的戲服復制 的”。

在此時此地，謊言也是生產力。泡沫文化沒有帶來泡沫經濟，它帶來的是真金白銀：村裡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上瞭報、上瞭電視，每年光旅遊收入就有好幾百萬，幾十 年來一直靠政府救濟的村子一下子脫貧瞭。

這條村子發生的故事，有如當代中國謊言體制的一個寓言。“潛規則概念之父”吳思去看中國歷史，發現有一個容易產生謊言的體制，“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 “在這樣一個說謊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從最高層開始，就註定瞭會出現大規模地說謊”。

“大規模地說謊”的歷史文化，讓謊言在中國自成一種體制、一種文明。前捷克共和國總統哈維爾說：“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 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所以，在中國，說真話有時要付出代價——尷尬者如奧運冠軍周洋，因為得獎後沒有先感謝國傢而是先感謝父母而遭批評，後來不得不改口， 將父母的排名從第一位降到第五位；無辜者如西安農民田茂林，在領導視察時說瞭句“心裡話”，就被鄉鎮幹部以“影響領導的情緒”為由，打成瞭腦震蕩；天真者 如哈爾濱小學生才童童，發現有女老師趁監考老師不註意之時給其他學生扔小紙條，事後對監考老師說出所見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師打瞭兩大耳光，外加拳打腳踢。

“為什麼一個中國人，稍微膽大心粗一點，稍微講一點點實話，就要遭到這種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 泥攪拌器裡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之後，身不由己。”柏楊1984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演講，就如是說道。

因此，中國的行政文化最重視的是集體性而不是法律性，最缺的是知情權和透明度。哈爾濱因松花江水污染而停水，政府隻說“管網檢修、臨時停水”；阜陽多名嬰 兒因為手足口病死亡，醫院和幼兒園門口已掛上“怎樣預防手足口病”的宣傳單，但政府依舊反應遲鈍地宣稱“確有幾名嬰幼兒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相繼夭折，這幾 例病沒有相互傳染聯系”——問題是，這些“善意的謊言”都沒有拯救這兩個城市，人們依舊陷入瞭恐慌和懷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