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2 23:13:14
那麼，何以有真正的對抗？答案是雙方要有平等武裝。如果一方是動用國傢資源的偵檢機關，另一方是被監禁的被告人，又談何平等？沒有真正的平等對抗，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居中獨立的裁判。因此，一個受刑事指控的人，必須得到外力的幫助，並且這個外力必須足以抗衡檢控。鑒於當下審前羈押成為慣例，取保候審隻是例外，控辯不平等的問題尤其突出，尤其需要律師的介入，並且越早越好。
既然介入瞭，就要全心全意全力。律師作為被告的代言人，應當站在被告人的立場上，用自己全部的誠信、技巧、知識為被告人的利益服務，唯此，法律服務才能成為一種信用產品，人們才會購買這種服務。律師要對委托人忠誠，不做不利於委托人的事，這是律師的最高職業倫理。這種職業倫理應當得到國傢和社會的理解和尊重，不能要求律師揭發被告人，國傢也不應受理這種揭發。
不僅不允許律師出賣被告人，也不允許被告人出賣律師，國傢從根本上就不應接受被告人對其律師的指控。這是因為，如果律師和委托人不能坦誠交流，那麼，律師就會有顧慮，就不能對委托人恪盡忠誠，他也就失去瞭委托人的信任。久而久之，就沒人委托律師瞭，律師制度就消亡瞭，我們就回到過去瞭。
回到過去並不困難，在許多環節上，我們正自覺不自覺地向過去“邁進”。就拿刑法第306條來說，在立法上，它是為律師單設的妨害作證罪，而在同一條文中卻沒有對檢控人員設防；在司法上，它的運用有擴大的傾向，法條中的“證人”被擴大解釋，進而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結果可想而知，在嫌疑人、被告人被羈押的情況下，啟動這一罪名的證據隻能來自兩個渠道：委托人對律師的指控和看守所對會見室的監聽??這是我們不能承受的效率和便利。
然而，很多人擔心：允許律師首先服務於他的委托人，而不是服從於打擊犯罪的目標，這樣做一定會使許多壞人漏網。毋庸諱言，的確有律師幫瞭壞人還“振振有詞、心安理得”。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要怕律師幫瞭壞人，正如不能要求醫生不給壞人看病一樣。如果好人壞人成為治與不治的標準，那麼，醫生們就會這樣考慮：好人的病治不好不要緊，壞人的病治好瞭可就麻煩大瞭。最後，倒黴的還是廣大的好人。
同理，我們不能要求律師隻幫好人，那樣一來，壞人好人的判斷必然轉化為有罪無罪的判斷，而這個判斷將被提前到律師接受委托之時，這顯然是不妥的。本來，兩造對壘中，每有一名律師站在錯的一方時，就有另一名律師站到對的一面，民事案件中更是如此。
其實，僅從打擊犯罪來說，有公安、司法機關就夠瞭，參與的機關越少，程序越簡單，就越有效率，根本無需律師。而律師職業的真正價值，恰恰在於它是作為偵檢機關的“對手”而存在的。偵檢機關不僅應當容忍而且應當培養強大的律師對手，原因在於，律師不真正強大，而隻是一個擺設，那麼它遲早要被消滅；沒有律師作為對手，那麼公訴行為就是多餘的，因為百分百的公訴成功率意味著這個程序可以省略，偵查、公訴和審判可以一並完成。律師沒有瞭，現代法治所認可的控辯平等審判居中的模式也將隨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