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有什麼價值？

中國的傳記作傢喜歡描摹傳主的不幸，以為傳主越不幸，他們的人格就越偉大。最終給人一個印象：這些傳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是靠他們自身的才華和努力，而是靠苦難本身的孕育。但這無法解釋像歌德、泰戈爾這樣命途順遂的天才；反而，有可能推出一系列荒謬的結論：如果說苦難是對一個人有幫助的話，那麼楚懷王就成瞭推動中國文學事業發展的功臣，因為如果沒有他的迫害和放逐，就沒有屈原的《離騷》和《九章》；漢武帝就成瞭支持史學研究的好領導，他雖然沒有給司馬遷撥經費，但如果不是他閹割瞭司馬遷的話，司馬可能就寫不出《史記》；皇權專制就是好，要是沒有政治的黑暗和腐敗，李白、蘇軾、關漢卿就不會留下那麼多牢騷滿腹的詩篇；甚至奴隸制也不壞，要是沒有秦始皇的皮鞭，奴隸們哪會心甘情願地修長城、築皇陵？……　而且，為瞭讓這些才子俊逸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最好讓楚懷王、漢武帝、始皇爺爺做得更糟糕些——正如一部汽車，動力越大，牽引力就會越大——作為讀者，我們自然就會收獲的越多。然而，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要求別人犧牲他的利益甚至生命，來滿足自己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精神需要，哪怕被要求者是古人或外國人。

在遊覽長城、兵馬俑、故宮、頤和園等名勝古跡時，我們常常聽到一句陳陳相因的話：“這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但解說員甚至是學者們沒有告訴我們的是，“這些古代勞動人民”是不是願意發揮他們的智慧？這些“結晶”又是怎樣形成的？是由血、汗、水還是葡萄糖析出來的？在我看來，任何一門藝術如果不能體現人類的尊嚴和價值，甚至完工之日就是創造者的生命終結之日，那麼，這門藝術之所以留存下來，就是因為後人要研究祖先的恥辱。長城也許雄偉壯麗，兵馬俑也許奇巧無比，故宮和頤和園也許幽深似海，但作為人類罪惡的象征，我們應該首先記住，這些用白骨奠基，充斥著膿血和眼淚的所謂“藝術”隻是因為時間的久遠，使我們拉開瞭距離“審美”。充其量是壞事裡面衍生出的好事，不值得贊美。就像強奸使一個寡婦懷孕，使她晚年的生活有瞭依靠，但不能因此贊美強奸；流氓將一個少年的腿打斷，使他沒有資格報名服役，從而避免瞭“為國捐軀”，但不能因此頌揚“打斷腿”；一惡棍無端將一男子閹割，使他沒有機會犯生活作風問題，但不能因此炫耀說：“還是閹割好哩！”……

一切沒有選擇的行為，在道德上都是沒有價值的。你表揚一個太監守貞操，就像在我們的時代你表揚一個下崗工人勤儉節約，農民衣著樸素一樣沒有意義。隻有當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良心選擇並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時，我們的“犧牲”才是有價值的。也就是說，善惡在個人不能負責的范圍內是沒有意義的。一件我們完全不能把握的事件，在道德上就既沒有機會獲得好評，也沒有機會招致惡損。在皮鞭和棍棒下被動地從事一件他完全不得已的工作，和頂住輿論的壓力，毀傢紓難，成就一項他認為有價值的事業，這二者是有天壤之別的。如果不問選擇和被迫的區分，一味贊嘆受難者的勤勞勇敢，即使他們的工作真對後人有意義，也顯得全無心肝。

由於和意識形態“捆綁銷售”的時間太長，中國的文人學士喜歡把一切問題都“泛道德化”。一座諾大的城市十裡不見廁所，市民忍恥到墻角排泄，論者歸結為“素質低”，而全然不管市政當局的不作為；一個鄉村教師三十年如一日，省吃節用，自費買磚，親自手提肩背，將一座學校背上山，媒體高度贊揚“劉老漢”的“主人翁精神”，而隻字不提教育部門的失職對一個老人的身心摧殘；一個雲南鄉村的女郵電員工資不夠坐車，步行穿山，獨自往返數百公裡，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記者采訪完畢，隻是一個勁地稱贊她的任勞任怨……這種冷血文化培養出的冷血道德魯迅稱之為“瞞和騙”。“瞞和騙”的要訣在於，閉上眼睛，繞開真實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現實問題轉化成一個無私奉獻的道德自律問題，然後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術改進。苦難和苦難的制造者就這樣一起消失。“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隻去贊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卻隻顧歌詠那一群烈女。”（魯迅《論睜瞭眼看》）看來這種“乾坤大轉移”的法術自古有之，於今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