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有什麼價值？

那麼，誰是這種犧牲道德的最後受益者？當一些人無論是心甘情願還是受人哄騙地出售瞭他們的體能和智力時，誰是這種廉價產品的真正買方？從中國農民的身上我看到瞭這種道德加減的最後得數。中國農民幾千年來忍受著非人的苛待，兵來如篦，官來如剃，換來的隻是一句“吃苦耐勞”的道德美譽，而幾千年來他們的善良、隱忍是不是提高瞭執政者的道德水平呢？是不是使得治人者有些許的良心發現而減輕壓迫呢？或者幹脆反過來說，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現瞭相反的變化呢？時代發展到今天，人們打死一隻狗熊或獼猴都要判刑，但打死一個農民卻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有時還會成為晉升的資本。牛馬般地付出，綿羊般地忍耐，換來的卻是虎狼般地侵害，那麼，這忍耐究竟是助惡呢，還是揚善呢？而幾乎所有腦滿腸肥的“城市貴族”，甚至是專傢教授，開車玩一回“農傢樂”回來都盛贊農民的樂天知命，而他們哪裡知道隱藏在這笑容背後的是永無止境的傷害積淀而成的無奈。無數次的哀哭使他們知道，哭沒有用。沒有人因為他們哭喪著臉而給予幫助。德蕾莎修女自述，她在印度貧民窟裡幫助的人，從來不上教堂，因為衣衫襤褸；不會哭泣，因為沒有眼淚；從來不祈禱，因為沒有用；甚至不會請求，因為沒有人會理他們。中國農民從來不上教堂，是因為沒有教堂；從來不請求，是因為神明聽不見；經常笑逐顏開，是因為不用擔心有人會罰他不當農民；不害怕死亡，是因為到地獄也不過就是在水深火熱中種地（服苦役）。

誠然，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可供人們選擇的自由總是有限的，但在自由競爭的社會裡，人們知道，隻要我肯犧牲一些在我看來不重要的價值，加上努力，就總是可以達到目的。再也沒有比我十分清楚無論我怎樣努力都不能改變命運更令人絕望的瞭。一個人的處境可以不理想，但他如果知道這隻是因為我自己不願放棄安逸，開辟新天地；隻要我願意，就沒有那個人或組織可以阻止我追求幸福的進程，那麼，這現狀就變得可以忍受。在這兒，忍受不忍受苦難，何時動身追求新的生活，新生活的標準是什麼，完全由我自己決定，不是任何領袖或巨型組織灌輸的結果。

當然，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選擇自由，但這不能成為某些人和組織剝奪別人自由的理由。社會也不能養活一批專門替別人選擇幸福生活的人，新聞機構除瞭報道真相沒有教人安分守己或冒險進取的義務。即便是這樣，不幸和悲慘的事情仍然會隨時發生，但它與有意識指導人們生活的社會不同的是，這種不幸不是官長和當局合謀的結果，非人為的力量是造成貧富、好壞等不平等現象的主要罪魁。因為它是非人為的，所以這種力量不管是來自市場，還是意外（上帝），它對人尊嚴和心靈的傷害程度要比有意識加諸的苦難小得多。區別之大正好比不小心摔倒和被人有意絆倒。

中國人，尤其是那些從皇帝身邊討來瞭紙筆的人，先是大言欺人，要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老老實實做順民，做奴隸，不但要做奴隸，而且要從奴隸的命運中尋出美來。時間長瞭，就自己也糊塗瞭，隻能自欺，騙己。災難和苦痛一來便背誦亞聖語錄：“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而問題是這“苦”、“勞”、“餓”、“空”、“亂”真是由天降的嗎？如果真是由天降的，它使人掉價的程度當然要小得多，但我懷疑中國的聖賢鴻儒們多數時候是把人降的疾苦委之於天。因為災難和痛苦如果是人為的，立即就存在一個如何改良的問題，於是眼睛一閉，嫁禍於天，萬事大吉。

最普遍的人情是：如果疾病、災難、困頓來源於一種不可知的力量，這種力量你把它稱作“上帝”還是“天”都無所謂，要緊的是這種力量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而且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因此，你的懊惱不是針對某人的懊惱，你的悔恨不是針對某種勢力的悔恨，而且你相信，隻要這種力量是來源於“天”的，那麼，“天”就不可能在任何時候、任何事情上都賜給你不幸。老子講“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就是指天地是一個自然存在，無所偏愛。但你如果知道你的命運是被一些與你一樣有缺點、會跌倒、能說謊、有罪性的人控制的，而且這種控制是很難擺脫的，除非你肯犧牲自己的尊嚴，出賣自己的色相和金錢使那些能決定你命運的人改變決定，你就沒有辦法使情況好起來。上教堂不行，因為教堂是針對上帝的呼求；去法院也不行，因為凡是能有意識陷害你的社會，所有的權力都是穿一條褲子的。這時，你就真成瞭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世界上最孤苦無助的人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