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比我好騙

人群中，一部分是理性的，一部分是非理性的，還有一部分是以反理性的方式來做的。比如買鹽，別人去買的時候你不去買，萬一真賣完瞭而你又需要，那你就吃 虧瞭，傢裡可能無“鹽”以對，那不得去求別人要鹽瞭嗎?所以，有這種思維的人是理性的;還有些人在別人越不理性的時候，他越反理性地去搶購，可能獲得一些 投機，這在股票方面非常明顯。大傢搶購鹽時，就有遊資炒作，把鹽業股票價格抬高。

不過除去反理性的方式，恐慌行為都是基於對自身利益受到傷害的擔憂。這是因為，中國的社會安全網相對比較缺乏，更多的時候需要自己確保安全與否，個人保證個人的利益。

通俗地講，社會安全網意味著一旦出現問題，大傢很容易得到別人的幫助。比如沒有鹽瞭，誰傢有鹽可以幫上忙。過去，這種社會安全網依賴於鄉委會、村委會、 單位，現在，城市人即使是親戚朋友都很少走動，相互間也不願“求”人。換句話說，一個人可運用的社會資本比較少，這使得人們必須依靠自己。

在災難面前，日本人比中國人顯得“鎮定”很多。一方面從災害應對來講，日本對災害管理的常規化程度比較高，他們經常有常規化訓練，災難面前不容易著急; 另一方面從社會成熟度來講，如果中國平時有發達的社會組織能夠讓參與其中的人認同感較高，在危機面前這些社會組織就能起到削減恐慌的作用。因此，發展公民 身邊較多的、可依靠的社會資本(比如民間組織的建設)，讓社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安全網是非常重要的。

面對類似於“搶鹽”的集體行為，關鍵時刻政府隻能選擇做兩件事，一是告訴老百姓專業性的知識，辟謠;二是整頓規范市場，穩定食鹽供給。

一般情況下，政府需要請專傢解釋科學知識，但我們很多專傢說的話往往老百姓“聽不懂”。例如，專傢說核輻射影響不瞭中國，但是結論說得太堅決，容易引起 質疑。從這個意義上看，政府辟謠確實要傳達給公眾客觀和現實的話語。但更重要的是，應該在平時就讓大傢接受科學的知識，或者讓老百姓習慣於一些不確定風 險。如果平時很安全，忽然面對風險，那麼公眾要追求更高的安全感，就會出現恐慌行為。

當然，很多恐慌與災難有關，還有很多恐慌與政府自身政策有關，比如“限購令”下的購車、購房恐慌。這與政府公信力不足有關。

去年，有的地方政府曾一度辟謠說買機動車不會限號，但後來又有限制政策出臺。現在核專傢說中國的核電站都是安全的，但第二天有關部門就要求對核電站全部 進行檢測。這種矛盾其實也是沒有問題的，但中國缺乏一個政治空間的公共領域。公共領域總是有不同利益代表說話，而我們經常搞“一言堂”，所以政府的話成瞭 唯一的，政府做任何事情都是絕對的，但一旦發現政府進行政策變化並會來回折騰時，政府公信力自然就低瞭。

所以，政策本身的出臺過程需要一個辯論的空間並讓公眾參與進來。可信度都是通過相互質疑和辯論提高的。隻有公眾充分參與決策的討論過程，社會安全網才能從根本上發揮效用，而政府公信力也才能逐步建立起來。

二、文化：“小道”文化提出傳播新課題

【作者】張頤武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我們必須體諒中國人傳統的傳播習慣，必須體諒歷史遺留的商品短缺感，更必須體諒面對未知世界產生恐慌的“人之常情”

何致恐慌?有不少人認為是公眾缺少科學認識和理性的分析能力所致，也有人分析是某些人為瞭牟取利益而制造緊張。這當然都是重要的方面，但深層次的原因可能更復雜。

心理學上把“搶鹽”解讀為在危機中的從眾行為，現實搶購的比例是：少數人恐慌，多數人從眾。我始終認為，這是基於人性的正常反應，人之常情，隻是程度不 同。現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傢都出現瞭搶購風潮，所以看待中國人恐慌下的從眾行為不一定要強調中國人這個特殊群體，雖然結果往往是糊塗人帶動、影響瞭明 白人，將事情弄得相當荒誕。

這種“荒誕劇”背後有兩種心理值得關註：一是現代人對於自身脆弱性的極度敏感。由於現在的生活是一個復雜 系統，是一個所謂“風險社會”，人越來越全面地依靠社會的支撐，這使得他無法適應環境劇烈變化，會讓其自身抗禦風險的能力較弱，一旦出現某種負面信息，就 會放大心理的焦慮和不安;二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人經歷過很長時間的商品短缺，中國基本生活物資的豐裕和充足供給僅僅是近二十年以來才解決的。這些在我們的心 理上留下瞭相當刻骨銘心的記憶。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有過度的反應，擔心過去物資匱乏的狀況會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