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7 23:23:42
學校：中西並進“寄托”美國
康熙皇帝設立的四譯館和俄羅斯文館最終成瞭“擺設”。到瞭晚清，在外交場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國人擔任翻譯。這些外國人往往是各國使節的翻譯，也可能是在華的傳教士，但有一點共性是，他們在談判過程中總是使用各種伎倆為本國謀利益。迫於這種情況，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請下，率先在京滬穗三地設立瞭同文館，致力於培養精通外語的高級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師、船政、鐵道等學堂也紛紛開展外語教學。
京師同文館於1861年首先設立英文館。在英語教學上，直接移植當時正在歐洲盛行的“語法翻譯教學法”，即讓學生通過大量的中英文互譯練習來學習和掌握英語。低年級的學生往往“淺解辭句、練習句法、翻譯條子”，到瞭高年級，課程則擴大為“翻譯選編、翻譯公文、練習譯文”等內容。同時，學生還得不斷地翻譯西方書籍，成績顯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獎勵。
並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後，這種英文學習法仍沒有多大改觀。茅盾先生曾回憶他在北京大學預科求學時的經歷：“那時候學英語，不像現在從發音規則學起、循序漸進，我們認、讀、寫英文字像認、讀、寫漢文方塊字一樣，先生硬教，學生硬記，天天默寫單詞，天天背課文……”
不久後，北京大學的老冤傢——清華學堂從遊美肄業館中脫胎瞭。作為培養赴美留學生的預備學校，清華學堂必須保證畢業生直接升入美國大學後，能夠順利地適應在美生活和學習，因此，這裡的英文教學直接采用美國模式，學校實行嚴格的考試和淘汰制，定期舉行期考、月考，每日都有口試，口試成績也作為學生平時成績的依據。如果學生國學不及格，西學及格，仍然可以畢業;如果西學沒有及格，國學即使分數再高也畢不瞭業。同時，清華學堂還非常註重英語氛圍的營造，校園內的演講會、辯論會、戲劇、演出等大多數都是用英文進行，各類告示與刊物也全用英文書寫，甚至在校醫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語。在這種沁潤似的英語教學法培養下，清華園先後走出瞭“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和“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
在官辦學堂如火如荼地培養新式人才之時，教會學校也在中國各地悄然生長。作為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學校，馬禮遜學校對中國傳統私塾教育持批判態度，校長佈朗自詡學校的人才培養目標是“訓練整個人，包括德、智、體”，因而馬禮遜學校的英語教學註重系統性和計劃性，並能根據不同層次學生的特點，設置不同的課程，采用不同的教學法。在教學上，學校反對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學，主張充分發揮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做到“不須遠征，而自能使學生明白瞭解”。表現優秀的學生，更有機會赴美留學，中國留學的先驅、耶魯大學畢業生容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官員：“佶屈聱牙” 漢字註音
“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是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他很早就意識到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後，為此，他註意“采訪夷情”，派人專門收集澳門出版的外國人辦的報紙書刊，並把出身低下卻懂英文的人招入欽差行轅，進行被當時頑固派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翻譯工作。
為瞭獲得關於西方的第一手資料，55歲時，林則徐開始自學英語。怎奈當年沒有音標，林則徐學習隻能靠死記硬背。一年十二個月的名稱、常用的專有名詞、英文數詞、各種外幣單位及英美等國駐粵官員的姓名都在林則徐的背誦范圍內，但佶屈聱牙的英語發音著實讓林則徐為難瞭一番，為瞭便於記憶，他利用漢字給英文單詞註音，比如在China的後邊註上“柴諾”，doctor後註“諾克拓”，trade註“吐烈”。
到瞭晚清，皇權已被架空，國傢權力牢牢地掌握在漢族地主階層的手中。雖然李鴻章喪權辱國，但他仍然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李鴻章是著名外交傢，他不會外語，卻深諳“臨時抱佛腳”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會找翻譯學幾句寒暄語，現學現賣，倒也應酬得來。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鴻章又請來翻譯，想重操故技。怎奈俄漢發音差異巨大，李鴻章怎麼也記不住。最後，索性直接在隨身攜帶的扇子上，用漢語記錄瞭俄語發音：“請坐——殺雞切細”(Садитесь)，“謝謝——四包錫箔”(Спасибо)，“再見——大四位達理也”(Досвидания)”等等。雖說方法不考究，但溝通效果卻不差。二戰後的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也用現學的俄語向斯大林打招呼，結果斯大林聽瞭之後毫無反應，倒是蘇方的翻譯打破僵局，詢問丘吉爾：“首相閣下，您說的英語，怎麼我一句也聽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