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7 23:23:42
曾國藩的次子曾紀澤就將這種用漢語註音學習法發揚至極。《翁文恭公日記》記載：“詣總理衙門，群公皆集。未初，各國來拜年。餘避西席，遙望中席，約有廿餘人，曾侯與作夷語，啁啾不已。”畢竟不是正規的教育，雖然此時的曾紀澤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國人說他的英語確實“流利但不合文法”。
文人：口誦筆譯終成“溫拿”
政客們紛紛攘攘，東一棒槌、西一榔頭的漢字註音學習法，隻能Chiglish味兒十足。真正值得當代人追逐崇拜的，應當是民國的學院派文人。
雖說“辮子教授”辜鴻銘屢屢被自由主義者們罵成“老古董”，但在英文水平上，譏諷者們卻很難望其項背。辜鴻銘10歲時就隨義父佈朗在蘇格蘭接受嚴格的德文和英文教育。佈朗雖是英國人，但他的教法更神似中國的私塾教育——死記硬背。他要求辜鴻銘背誦《浮士德》，卻說“隻求你讀得熟，並不求你聽得懂。聽懂再背，心就亂瞭，反倒背不熟瞭。等你把《浮士德》倒背如流之時我再講給你聽吧!”這樣，半年多的工夫辜鴻銘稀裡糊塗地把一部《浮士德》背瞭下來。到第二年，佈朗才開始給辜鴻銘講解《浮士德》。
之後，辜鴻銘開始瞭半月學一部莎士比亞戲劇的英文學習計劃。天資聰明的辜鴻銘越背越快、過目不忘，計劃又改為半月學三部。這樣不到一年，辜鴻銘已經把莎翁的37部戲劇都記熟瞭。此時辜鴻銘的英文和德文水準已經超過瞭一般大學畢業的文學士，此時打下的紮實基礎，對辜鴻銘日後在古希臘文、拉丁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等九種語言文字上的建樹功不可沒。辜鴻銘後來在北京大學教英語時，有學生向他請教掌握英語的妙法，他回答得很簡單：“先背熟一部名傢著作做根基。”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安裝有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有個日本太太，再有個法國的情婦。”作為一名遊走於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學者和文學傢，林語堂的英語學習法自有其特點，樸樸素素、簡簡單單地總結起來，就是註重口語訓練。林語堂認為學英語必須有全句的觀念，“不能專念於單字。學時須把全句語法、語音及腔調整個讀出來”;“口講必須重疊練習”，使“人在不知不覺之間吸收英文的句法，久而久之，自然順口。到瞭順口之時，英文句法已在不知不覺之間學來，比寫作時算什麼主格賓格強得多瞭”;“口講的話都是自自然然說出來的，少有堆砌奇字、矯揉造作之弊，因為口講應答之間，不容你刻意求工”。
對於滬上小姐張愛玲來說，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斷地把自己的習作由中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成中文，並盡量避免重復的詞句。反反復復，英語水平就會大有提高。張愛玲在港大的求學歲月裡，將這種翻譯學習法發揮到瞭淋漓盡致。為瞭讓英文寫得地道純熟，她狠狠心三年沒用中文寫東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留過洋的姑姑對她的英文功底很是佩服，說她，“無論是什麼英文書，她能拿起來就看，即使是譯本物理或是化學書。”三年工夫沒有白費，看來，正應瞭張愛玲在《十八春》裡說的那句話——“對於三十歲以後的人來說，十年、八年不過是指縫間的事;而對於年輕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商人：英漢夾雜“洋涇浜”語
當中國人在地球的一端搖頭晃腦地背誦著“How do you do”時，地球的另一端，美國人早已用“Long time no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漸淡出美國人的口語，Chinglish竟成瞭一時的風尚。其實，這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英語，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國商人的口齒間。
自《五口通商章程》簽訂後，中國東部沿海及長江沿線各港口陸續開放。一時間，外商雲集，僅上海一地，剛剛開埠一個月，就有11傢洋行，1847年增至39傢，1854年激增至120多傢。貿易量的不斷攀升，讓中國各地的商販們趨之若鶩。
然而，由於精通商貿英語的外事人才緊缺，也為瞭能順利躋身上流社會，商人們不得不硬著頭皮自己學起瞭英語。在與外商交談時，連估帶猜、中英夾雜，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瞭一種全新的混合語。因為當時上海的商業機構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涇浜的兩岸，於是人們把這種“四不像”似的語言稱為“洋涇浜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