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三十年

　　西安、洛陽等城市的古代城市遺址保護規劃的編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瞭城市發展與重要文化遺產保護之間相互促進關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瞭城市發展對古代城市遺址的破壞，同時也通過遺址的展示規劃為城市在建設方向上如何更好的表述豐富、深刻的文化內涵，完善城市獨特的文化特征，促進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創造瞭條件。

　　山西南部是中國現存元代以前木結構建築最為集中的地區。經濟相對滯後，交通不便是這些建築能夠得到保存的重要原因，同樣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也導致瞭這些早期建築大多存在著年久失修和不當使用帶來的損害。對這些建築的保護關系到對中國早期建築遺產的保護，這些建築由於反映瞭中國早期木結構建築在作法、結構技術、形式、建築佈局、文化內涵等多方面的重要信息，具有極為突出瞭價值，對它們的維修保護就變得更為迫切和重要，作為國傢十一五規劃的重大項目山西南部早期木結構建築的保護工程成為文化遺產保護的國傢專項工程，這一工程涉及到150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古代建築保護、維修工程。由於保護對象的重要性和巨大的數量以及大量的重要附屬文物，例如壁畫、塑像、彩繪等使這一工程成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工程已在2007年全面展開。

　　南部工程的進行再次反映瞭中國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已經具有瞭很強的進行綜合的大規模保護工程的能力，而2005年開始進行的文物保護規劃、設計、施工、監理資質的管理實現瞭對參與保護工程的設計、施工、監理隊伍的有效管理，這說明中國的文物保護單位，特別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工程管理已經成熟。

　　世界遺產的保護同樣也推動瞭重大保護項目的開展。長城是中國第一批1987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項目，但長期以來由於長城所涉及的區域廣大，環境復雜;長城自身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形態和變化，相關學者對長城的定義也有差異。從文化遺產管理的角度，長城的保護級別也是各種各樣，有些區段作為世界遺產受到保護，例如山海關、八達嶺、嘉峪關，有些區段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些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有些是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有些則可能沒有得到有效的保護，在這種情況下開展長城整體情況的調查，編制長城保護規劃，制定整體保護的策略就變得十分重要。2005年開始的長城調查工作調動瞭長城沿線各省的文物保護力量，同時國傢文物局與國傢測繪局合作，把現代測繪技術引入長城調查和保護工作，不僅提高瞭工作的效率，而且改善瞭文物保護的裝備和技術條件，更重要的是積累瞭這種超大規模的線性文化遺產保護的經驗。

　　線性，特別是線路類型的文化遺產保護是近年來世界遺產保護的熱點問題。線路類型的文化遺產的重要價值在於它們通常反映瞭文化或文明間的交流與傳播，反映瞭人類文明的成長與演化，同時通過對線路類型的遺產的保護也可以使更多的人參與文化遺產的保護，並通過文化遺產的保護實現人類的和平和可持續發展。中國同樣在線路類型的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發揮瞭巨大的作用，而這些線路類型的文化遺產的保護同時又極大地促進瞭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水平的提高。例如，為絲綢之路申報世界遺產而展開的保護工作涉及到中國和中亞五國，在中國境內則涉及到六個省的48個遺產點。對這些遺產點的調研、評估、保護規劃、展示、申報文本編寫不僅促進瞭中國對這種超大規模的文化遺產保護的能力的提高和經驗的積累，同時也促進瞭沿線各省文物保護機構之間的交流水平、保護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提高，以及社會對遺產保護的關註。

　　大運河的保護和申報世界遺產的準備工作也起到瞭同樣的作用。

　　這種進行大規模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的能力在“5.12汶川地震”後的文化遺產搶救工作中也展現瞭巨大的力量。

　　由於已經具有瞭強大的進行文化遺產保護的能力，中國也開始更多地參與到在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的共同行動當中，例如參與對柬埔寨吳哥窟的保護和對蒙古伯格達漢宮的保護。

　　回顧三十年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個從文化遺產保護力量相對薄弱的國傢，到一個有強大的保護能力的國傢的過程;從一個在保護領域接受國際援助的國傢，發展成為一個有能力向需要的國傢提供保護技術援助的國傢的過程;從一個對國際保護原則十分陌生的國傢發展成為一個全面積極參與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運動並發揮越來越重要作用的國傢的過程。事實上，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還體現在更多的方面。法制建設的完善是保護事業發展的基礎;第二次和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開展保證瞭國傢相應保護和發展政策的制定;遺產日、博物館日的設立，各地博物館的建設，促進瞭社會對文化遺產認識的深化;社會團體和媒體對文化遺產保護的關註和參與，從專業人員、管理人員、地方工匠到政府官員的文化遺產保護培訓都反映出瞭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