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08:05
當然，民國比起先秦或魏晉有一更大不同，那就是中國已經被無可挽回地拋入瞭現代——這一西方東來的後果，實在比魏晉時期的佛教東來要重大百倍。而也正是這一東來，造就瞭民國學術這一高峰，並在某種意義上，把這種高峰變成瞭一個短時期內難以復制的奇跡。民國學術不僅正值中國從傳統轉向現代的關口，而且也正趕上瞭西方從其十九世紀學術轉向二十世紀學術的關節。與二戰後那個生活富裕而思想萎靡的福利社會不同，兩次世界大戰間的西方正值其近代以來最後的創造力高峰，社會科學領域各學科(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也正是在此時真正作為一個學科被建立起來。而民國則恰恰趕上瞭這個浪頭：費孝通面對的是一個因草創而尚沒有多少學術傳統的人類學，部分也因此，他才可能將中國經驗奠定為這一學科傳統的一部分;而今天的我們在隔斷瞭三十年之後，重新面對的人類學，已經是大半個世紀發展下擁有瞭自己的傳統與固定程式的學科。人最可改變恒在其青少年，一旦成年，便更多隻能順應，學科亦然。更何況兩次世界大戰不僅耗盡瞭歐洲人的鮮血，也多少耗盡瞭他們自啟蒙以來偉大的信心與創造力。這是確保互相毀滅前提下的普遍繁榮，卻也難以掩飾其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的日益懶惰與驕奢，以及整個知識階級的浮囂與創造力的匱乏。面對如此的領路者，改革開放之後“洗心革面”準備重做追隨者的國人，在二十多年的學習後終於習慣瞭其外面架子的巨大，開始漸漸看到其內囊，如何能不感到困惑與彷徨。簡言之，追隨者的格局本決定於領路者，今天的中國學術不及民國，這何嘗不是多少因為今天的西方遠不及他們在兩次世界大戰間那些光輝的前輩!
更有一點是必不可少的，與1949年之後與英美世界高度對立不同，民國學術可是不折不扣的英美系統的分支。英美學術在今天依然是世界學術界的支配力量，民國學術如其政治一般，從話語到心態早早便接上這一“正統”，簡直是給自身的學術重要性事先買好瞭保險。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憑借其正確的“押寶”與慘重的損失而獲得瞭“四強”的地位，文化又如何不是如此。佈羅代爾談到他與一名波蘭學者在名聲方面的巨大差距，便說自己之所以如此有名，不過是額外有一個叫做法蘭西的巨大揚聲器。這自然不全是“偉大的謙虛”。而有瞭英美學術這一個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揚聲器，民國學術的價值又如何不顯得格外巨大。在把1949年之後的30年對抗視為是一段慘痛的“錯誤”，或至少也是一場不該發生的“誤會”的人眼中，更是如此。
到這裡，我們可以便像韋伯那樣繼續追問，那麼這一光輝學術的“擔當者”的情況又如何呢? 民初的中國，用張灝的話說，那已是“兩個世界”：一方是沿海與通商口岸，另一方則是廣大內地和鄉村，二者正在從經濟、社會到文化全方位地分離。與西歐相比，中國自宋以後可以說已無貴族制，科舉制所保證的社會流動率，成就瞭司馬光式的佈衣宰相，這是那個時代的“中國夢”，如今天所謂的“美國夢”一般。但1905年科舉在內外交困之下廢止，學費昂貴且設於城市的“新學”實已將中下階級變相排除出瞭這一社會上升的階梯。沿海新資本與政治的結合，以及各省的軍閥封建化，都似乎把中國這一上千年的平民化趨勢給重新扭轉過來。而民國學術的擔當者，也正是來自這一重新“貴族化”的小團體(如江浙財閥之於徐志摩，如前清貴胄之於陳寅恪)。大體來說，民國高級知識分子的來源與帝國時代相比，要更內生化，而其氣質，也自然更貴族化。而這個依賴西方且與鄉村脫離的精英團體，便是光輝的民國學術的“擔當者”。
這當然也不是什麼問題。畢竟，那些西方19世紀的偉大觀察者，從托克維爾到佈克哈特，本就把文化看作是屬於貴族的事業。像托克維爾說的那樣，一切都在臺面上，卓越的德性、偉大的創造力以及光輝的文化，本就不屬於民主國傢能給你的東西。而二十世紀恰恰是托氏眼中不可抗拒的民主時代，那些在經濟上無權的階級，在政治上要變成名義上的唯一權勢階級。而作為二十世紀激烈的社會主義實踐下碩果僅存的大國，平等的激情早已深深的滲入瞭我們生活的每一方面，不管好壞;更何況，我們正處身於一個空前的中國的“鍍金時代”，這個時代是如此偉大——恐怕將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真正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但這又註定是一個偉大的平庸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