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08:05
當年要拆掉北京城墻的時候，面對黯然泣下的梁思成，周恩來以其一貫的富於人情的方式安慰他，讓他想想拆掉瞭城墻，便可以建一座工人階級的城市，處處是工廠與煙囪，那該有多美!這一番寬慰在我們今天聽來簡直是天方夜談：城墻這象征著偉大文明的無價之寶，豈是幾截醜陋的煙囪可比——隻會破壞環境，更哪有什麼美可言!
這多少提示瞭當下與1949年之後30年的距離——改革開放後的生存方式、價值標準乃至對生活的原初感覺都已經大不相同。這是個“告別革命”的時代，反過來，又被富含深意地稱作是一場更偉大的“革命”。而在這場新的“革命”中，早先那個某種程度上更西化也更傳統的民國在90年代之後浮出瞭水面，尤其是對民國學術的稱頌更是此起彼伏。這自然也可以理解：若說稱頌國民黨在1927年之後曾有“黃金十年”，或說中國在二戰後儼然已是世界強國，都多少有些底氣不足;說起民國學術，則即使不必如鐵桿粉絲那樣稱其可比先秦時代，至少比當下低水平重復的學界與士氣低迷的知識分子群體要好很多：“老先生”們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證明。
“老先生”們的流風餘韻令人神往，也正是他們在1978年後將民國學術與精神傳承給瞭新時代的學人。不過，現在對他們的推崇，卻頗有些借詩文針砭時事的意味。《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在上世紀90年代幾乎成瞭大學文科生無人不讀的枕邊書，陳氏儼然成瞭政治自由與抗爭的標志，並連帶著在政治上似乎也給民國時代正瞭名。其實，陳氏在“最後二十年”之前，早已對國民黨失望之極，尚在1940年，對其的觀感便已是“看花愁近最高樓”瞭。對於把光宣之際當作是“開元全盛年”的他來說，辛亥革命本就是用夷變夏，清室則是“漢傢之厄”，隨之而來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也自然沒太大差別。
當然，稱贊民國學術有更建設性的一面，那就是惋惜如果它沒被後來的歷史巨變所打斷，我們今天便能如何如何。今天中國學術在唯西是尚多年後，終於開始要努力建立自身的主體性，也在此時才發現地基是如此單薄——與自身偉大的經典傳統既感隔膜，復對西方思想與學術追隨尚勉強，更殊乏對話甚至創見的能力。回視之下，那些尚親切地浸淫在經典傳統中的民國學人自然令人殊感欽佩，而費孝通與陳康等處身於相關學科世界最前沿，與今日中國學術尷尬的追隨者身份形成令人備受刺激的反差，真可謂“蕭條異代不同時”。
該怎麼理解這個刺眼的問題呢?首先我們當然要承認，民國學術達到瞭一個高峰——甚至，恐怕也是一個短期內很難再達到的高峰。不過，與當下人所在多有的粉絲式追捧不同，我想略微討論一下這一高峰形成的社會與政治方面的條件——這自然多少顯得不那麼“有趣”，不過，對任何一個不滿足於淺薄的稱揚或批評，而真想理解那個時代並由此反觀我們當下的人，這恐怕都是一種必不可少的“無趣”，因為沒有什麼比“趣味主義”更有害於這種思考瞭。
首先的就是煞風景的話：除瞭少數例外，文化最有創造力的時期，一般都是分裂與割據的亂世。姑且不論先秦這個被一致認為是中國文化最有原創力的時代，另一個文化高峰——魏晉南北朝，也是三百年的大混亂時期。所謂國傢不幸詩傢幸，誠非虛言。原因在哪裡呢?以先秦而論，列國並立下各國的生死競爭，使得士人成為最寶貴的資源，結果其地位與流動性都令今人難以企及;而那種朝生暮死的殘酷與生靈塗炭的慘劇也刺激瞭根本性反思的出現。反過來，西方又何嘗不是如此。在被當作現代開端的近代早期歐洲，若沒有空前的三十年戰爭的刺激，沒有所謂的“十七世紀總危機”，霍佈斯、洛克與格勞修斯等人奠定現代政治基礎的思考又如何能夠產生。最美麗的花朵需要最豐厚的腐殖土，尼采所謂向善的天空伸展得越高，向惡的土壤中就紮得越深，文化就是這麼一個詭異的東西。諷刺性的是，民國以其混亂如“五代”的局面，倒是最適合提供這種當腐殖土使的花肥。今天衣食無憂、性命無虞的人思考著中國兩千年的大一統局面如何阻礙瞭人的創造力，但先秦人首先考慮的卻是要終止“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局面，必須“定於一”。換到民國知識分子，比起令今人艷羨的文化原創力，他們倒更焦心於內戰如何能停止，更切近些，自己住的城裡如何能不三天兩頭地打槍。一個時代習以為常的平凡事物，對另一個時代卻是苦求不得的無價之寶。人之天性對其已擁有的恒不在意，而對其未擁有的則百般寶貴。自古及今，向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