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10:14
其次，優待難民的做法讓更多難民湧入邊境，為“懷柔遠人”，又會使鎮守邊疆的大員放松關隘管制，導致更多與難民沒什麼關系的人在邊境滋擾。這些人是尋求保護的叛亂分子、中國人販子以及前往越南的政治投機分子。
如1741年8月，雲南總督慶復就拿獲瞭一起“聚眾謀叛案”，安南地方的叛亂分子勾結雲南邊境“夷人”頭領試圖“作亂”，沒有成功，最後自首。慶復將安南頭領斬首，該頭領的隨從一部分送回安南原籍，一部分交雲南駐軍看管。乾隆帝事後認可瞭慶復的行為。
1742年7月，廣西巡撫楊錫紱向乾隆帝奏報稱，三四十名饑民流入寧明州後，他采取瞭一些措施嚴禁內地民人販賣夷人子女(據慶復奏疏，販賣安南難民的情況在雲南也存在)。乾隆帝接奏後表揚瞭他。廣西提督譚行義又告訴乾隆帝，廣西人葉蓁、廣東人周老六私自走出關隘，幫助安南國內的叛亂分子，失敗後潛逃回中國境內被抓，安南國內難民又跑到中國內地乞討——楊錫紱的工作前功盡棄。
雲南總督張允隨。圖片來自網絡。
2、邊境滋擾，地方官選擇“堵”，不準難民進入中國
各類非難民人士自由出入邊境，暴露出楊錫紱關隘把守不力。乾隆帝終下決心，不再提“懷柔遠人”，而是十分現實地要求楊錫紱想辦法“務使各關隘盤查禁止實在嚴密，以靖邊疆”。
正當楊錫紱加強關隘防守力量時，1743年5月，楊錫紱發現，從中國內地湧入的民眾莫武康、李三聰等人當瞭安南國內叛亂分子的先鋒官。他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乾隆帝，後者要求安南國王不要顧忌，盡力擒捕。以後“凡系內地民人在安南滋事者，立即送出”，再次告誡楊錫紱“實力”防守隘口，防止內地百姓流入安南國內搗亂。
一個星期後，楊錫紱宣稱，各關隘已經添兵把手，隻放行安南國內回來的內地百姓，但對“非內地人民，一概攔阻，不許放入”，試圖堵住難民潮。乾隆帝答曰：“好。應如是也。”
雲南邊境也額外增加瞭防守力量，特別是在難民流動人口比較多的廣南府一帶，增加瞭“塘卡”盤問，新任總督張允隨采取瞭比楊錫紱更為變通的辦法，如果遇到客商貿易，就發放腰牌放入境內，如果是難民，待地方官查明後，仍然給予口糧、路費，押送出口。這顯然比楊錫紱因噎廢食的做法好得多，連乾隆帝也不禁稱贊：“有治人，無治法，以此善意行之可耳。”
三、邊境防不勝防，滋擾依舊，地方官建議出兵幹預被拒
1、廣西邊境兩月內發生二十多起偷渡案件，每三天發生一起
無論是寬松還是嚴格的措施，本質仍然是拒難民於邊境之外。隻要安南國內的戰爭不止，難民就會流向相對安寧的中國邊境，很難堵住。
在雲南，乾隆帝得知，增派隘口防守力量的廣南府，內地人與難夷混雜，他批評張允隨稽查“疏懈”。但在防守嚴厲的廣西，情況又怎樣呢?廣州將軍署兩廣總督策楞向乾隆帝報告說，廣西地方在各隘口添兵防守，又豎以木柵、塞以磚石加以阻遏。楊錫紱“封禁已久”，按理說“宜無一人私自出入矣”。現實情況是，兩個月內發生二十多起私自出行案件，平均每三天發生一起。這些偷渡案件中，少則十多人，多則三四百人流向安南或廣西境內。他們不僅僅是安南難民，更多是聽說越南出產黃金而前往淘金的中國人，還有前往安南探親的中國女婿。
1745年1月，邊境難民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安南內戰仍在繼續，田地日漸荒蕪，糧食不夠，米價高漲，鹽業蕭索，安南國內難民湧至邊境搶糧搶鹽。對此，乾隆帝同意兩廣總督那蘇圖區別良善與奸匪夷民，分別對待的建議：匪類者查拿，良善者就發揮柔遠精神，給糧送回。
即位初的乾隆帝。圖片來源於網絡
2、乾隆帝拒絕派兵幹涉，理由是安南尚聽話，沒有請求幹預
尚不知邊境士兵如何區別良善與匪類夷民乃至從安南國內回來的中國內地民眾。除非邊民能夠識字，否則士兵憑口音以及服裝的差異來判斷，闖關者很容易弄虛作假。所以即便到1746年，我們仍然能看到廣西雲南地方官為阻遏邊境人口流動潮而疲於奔命。他們不斷上奏乾隆帝，報告他們嚴守關隘、拒絕奸民、柔遠善夷的行動。乾隆帝的回復也多是為他們點贊：“該部知道”“好”“如此認真”“嘉悅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