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09:54
魯迅期望他的文章“速朽”，而且要“火速到來”。他的意思是，希望他所批判的黑暗面和他的文章一起被埋葬。但是，魯迅的期待仍未實現，我們仍然可以從他的思想裡源源不斷地重新發 現批判的思想資源。
被魯迅批判得最多的是兩個群體，一個是普通人，即一般所說的“國民性批判”，另一個是知識分子，即魯迅定義的“知識階級”。在魯迅看來，知識分子的責任至少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 同情平民，其次是批評權勢，永遠不安於現狀。
在當下，那些活躍在公共空間中、有能力影響主流輿論的知識分子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傾向，表面上看是符合魯迅對知識分子的責任的標準的。但是，魯迅對知識分子的剖析不止於此，青年魯 迅在《破惡聲論》一文中通過分析知識分子的精神結構提出瞭一個重要命題：“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借助魯迅對“偽士”的批判，並深入分析當下時代的具體歷史情境，不 難發現存在大批這樣的人。
何謂“偽士”
《破惡聲論》作於1908年，魯迅決定“棄醫從文”後不久。在尋求強國夢的過程中，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從西方學習和引進各種理論和學說，也有一些人努力從中國傳統中發掘思想資源，所以 當時的中國存在各種各樣的啟蒙的聲音。但魯迅看到的，是一個“寂漠為政”的無聲的中國，是一個“萬喙同鳴，鳴又不揆諸心”的瞭無新意的虛假思想繁榮，他期望打破這種包裹在“惡濁 擾攘”的表象下的死寂。
魯迅設定瞭一個判定聲音真偽的標準，即觀點是否來自內心的信仰，是否是“內曜”和“心聲”的表達。“心聲”能夠讓我們遠離“詐偽”，“內曜”則可以破除我們自身的黑暗，隻有遵從 內心的召喚，發出自己的聲音，才能實現“人各有己”，進而實現“群之大覺”，即從個體的覺醒擴展到民族的覺醒。
有一些知識分子，內心沒有自己的信仰，隨波逐流，扮演啟蒙者的角色，什麼時髦宣揚什麼，其本質是“掣維新之衣，以蔽其自私之體”，這種人便是“偽士”。他們表面上當然也裝作有信 仰，但他們所秉持的，魯迅稱之為“敕定正信”，即強勢者所規定的意識形態觀念。這裡的強勢者，不僅指政府，也包括強國所代表的強勢文化。
相對應的，魯迅將迷信視為是“古之先民”的形而上的需求的產物，是發自內在的“心聲”的表達，也是“一切睿知義理與邦國傢族之制”——即理論認知和社會制度——的基礎。扮演啟蒙 者的“偽士”們以進步的名義攻擊迷信，就造成瞭一方面沒有帶來真正的思想，另一方面使得中國的固有的傳統資源趨於“新絕”，這才造成瞭“寂漠為政”的局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提出“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的命題。
“公知”的精神結構
反觀中國當下的知識分子群體，魯迅對“偽士”的批判是有相當的啟發性的。
在1980年代，以剛剛起步的普惠式改革為背景，知識分子再次以啟蒙者的姿態出現，當時的知識分子群體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在傾向上大都是泛自由主義者。1990年代初重啟市場化改革之 後，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開始重構，知識分子群體的分化也開始瞭：有的退回學術機構成為學院派;有的與官方緊密合作，共同推進改革;有的順應市場經濟的趨勢，在文化市場上浮 沉，將知識變現。
在後兩類知識分子中，有些人經常在媒體出現，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為公眾所熟知。他們與一些後來崛起的媒體界人士和以媒體為主陣地的體制外知識分子，共同構成瞭一個被稱為“公共 知識分子”的群體。隨著利益格局的分化日趨明顯，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也呈現對立的局面，尖銳程度隨著現實的變化而加劇，所謂“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論戰就發生在公共知識分子之 間，對改革的共識破裂也主要表現在他們的態度分歧上。
在分化與激辯過程中，“公共知識分子”的語義在媒體的塑造下發生瞭微妙的變化，越來越多地被用來指稱那些被視為“自由派”的人士。到最近幾年，在微博等新型媒體的參與下，一個新 的概念被創造出來，即“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