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09:54
“公知”雖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但內涵和所指均不等同於公共知識分子，後者至今仍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公知”則帶有明顯的貶義。“公知”是指共享一種話語體系和理論資源的一類 人，不限於以知識生產為職業的知識分子，也包括官員、商人、作傢，甚至是演員。他們的思維和話語方式姑且稱之為“公知范兒”，這是源自1980年代啟蒙話語，在過去的若幹年裡不斷被 卡通化、臉譜化的一種言說方式。
“公知范兒”同樣是一個松散的概念，在此，姑且歸納出兩個爭議可能相對小的思維定式：
第一，批評體制，“一切歸到體制上”，但拒絕對體制的復雜性做出分析。
這是他們很多討論的起點，也是最終的依歸，論據和邏輯的使用服從於這個目標。與此相聯系的理論話語包括改革 、市場化、私有化等。
第二，借用學者劉擎的話說，“離開美國就無法思考”。
但這個美國是一個被高度抽象化的美國，如何理解“美國”，取決於體制批評的需要。由於這個原因，美國霸權的國際後果和美國社 會呈現出的1%和99%的對立不會進入“公知”們的視野。與這個取向相關的理論話語包括民主、全球化、普世價值等。
“公知”們之所以在近年遭遇污名化的境遇，是因為在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空前復雜和尖銳的背景下，“公知”們用預先自我設定為真理的框架去套所有問題，失去瞭解釋世界的能力。由於 “公知范兒”對那些理論概念的使用存在曲解，故而對“公知”的批評不能等同於對這些理念的批評。
這些知識分子在媒體空間裡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但其思維方式充滿瞭對基本事實的漠視和邏輯上的紕漏，並非認真思考的結果，其言說中聽不到“心聲”。另外，有些知名“公知”在改革之 前的年代曾是計劃經濟的堅定擁護者，但在1980年代卻搖身一變成瞭市場經濟的旗手。如魯迅在《關於知識階級》的演講中所說的，“真的知識階級的進步，決不能如此快的”。這些人本質 上不過是拿瞭各派的理論來做武器的人，內心缺乏真的信念，驅動他們前進的不過是兩個字：自私。
體制批評的曖昧性
“公知”的道德形象建立在其批評姿態之上，其指向是“體制”。表面上看，這符合魯迅提出的知識分子應該“不安於現狀”的標準，也仿佛聽從瞭愛德華·薩義德的“對權勢說真話”的召 喚。但是，他們並不同時具備薩義德所謂的“放逐者和邊緣人”的特征，而是事實上的局中人。
這是由“體制”的復雜性決定的。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並未與前改革時代決裂，而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就使得“體制”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前改革體制”存留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 域，另一方面是“改革體制”逐步擴張，市場經濟從無到有，如今已經占據瞭絕對主導的位置。兩種“體制”之間存在相互依存的關系，同時也存在張力和對抗，共同構成瞭所謂的“體制” 。
1980年代的啟蒙話語體系留下瞭一個負面的遺產，即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經由傳統/現代的對立，改革前的歷史被視為“傳統”的，需要揚棄，改革才意味著現代中 國的真正開端。這種思維模式被“公知”發揚光大，對他們而言，妖魔化前改革時代和推動改革構成瞭互為表裡的關系，乃至在他們的理論和思想上表現為一個有趣的對比：政治觀念保守， 貶低近代中國以來所有革命性的政治實踐，把中國邁向現代的希望回溯到清末的君主立憲嘗試;經濟觀念激進，主張全面推行市場化、私有化為取向的改革。
由此可以看出“公知”與體制的真實關系，他們是支持“改革體制”的，有的人就是“改革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在批評體制的時候，真實的指向是“前改革體制”，真實的目標是為 “改革體制”的空間擴張服務，但他們在批評的時候，刻意忽略體制構成的復雜性，從而達到掩蓋其真正目的的效果。體制批評的具體技巧可以大體分為兩種：一、通過對“前改革體制”的 抨擊，為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制造輿論;二、在“改革體制”帶來的問題凸顯出來時，通過籠統的體制批評將原因歸為其他因素的掣肘，將改革引發的問題轉化為進一步改革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