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 23:09:54
總之，“公知”式的體制批評以將問題推給“前改革體制”為出發點，落腳點最終歸結到“深化改革”上面。與此同時，他們拒絕對“改革”做出明確的定義。
為瞭更清楚地表明這些知識分子與體制的曖昧關系，可以舉兩個例子。首先，2001年《讀書》雜志刊發瞭高默波的《書寫歷史：〈高傢村〉》一文，由於該文對“前改革體制”進行瞭正面的 評價，引發瞭一批知識分子的反彈和圍剿，最終導致瞭“體制”的介入;其次，2006年發生的關於改革共識的大討論，同樣是這些知識分子以“否定改革”的罪名對批評者展開攻擊，呼籲“ 體制”介入，為爭論定調，並最終如願。
“公知”式的體制批評是徒具其表的，其中立性的表現無法遮蔽與體制的一體關系，“在野”的姿態不能改變“在朝”的事實。與此同時，這些知識分子所秉持的理論話語貌似新穎、客觀， 實際上不過是“改革體制”的“敕定正信”而已。
美國想象
中國/西方二元論模式是一個始於近代的主題，復蘇於1980年代，後來逐步被簡化為中國/美國的二元論模式，成為“公知”們的另一大理論武器。在這個思維定式中，美國成瞭西方的唯一標 本，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的改革都以美國為參照系，不但第三世界的經驗被徹底排除，連歐洲也無論進入關註的視野。比如，PM2.5、校車等公共事件均因為與美國經驗之間建立瞭聯系 而快速推進，一個值得玩味的細節是，國產校車的外觀甚至都模仿瞭美國的校車。
把美國的今天視為中國的明天，是用一種虛幻的線性進步的時間觀念來理解發展，“中國落後美國若幹年”這類說法即是此時間觀念的反應。這種理解方式忽略瞭國與國之間共時性的空間聯 系，無視中國和美國同處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鏈條上的不同位置的事實以及兩國間存在的剩餘價值輸送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與“改革體制”是無法相互獨立地理解的，“公知”式的體 制批評和對美國的態度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這種思維方式下的美國是一個被想象出來的國度，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和社會高度不平等引發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可以全部被忽略不計，不僅在中國沒有引發足夠的反思，而且美國經驗——包 括直接促發瞭金融危機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依舊被當作摹仿的模板。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對“公知”而言，美國還是判斷是非曲直的終極標尺，於是霸權、帝國主義等概念被取消瞭。過去若幹年內發生的多場美國主導的戰爭，明顯缺乏事實和法理的依據，但主流輿論以“人權高 於主權”的論調輕描淡寫地帶過，卻對戰爭造成的更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視而不見。
“公知”們爭相做“一夜美國人”的表現不禁讓人想起魯迅一百多年前對“舉世滔滔，頌美侵略”的情景的慨嘆。這種情形出現的原因，魯迅認為是“自屈強暴久，因漸成奴子之性，忘本來 而崇侵略”。百年近代屈辱史和改革開放後對面對西方而產生的震撼的雜糅，使得很多人自覺屈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將強勢霸權等同於文明。同樣地，這種文明概念不是來自“內曜 ”和“心聲”，同樣是強權規定的另一種“敕定正信”。
中國要走向大國崛起，在國際關系上做到“秉持公道，伸張正義”，需要走出中國/美國二元論的思維陷阱，破除這種對美國的美化和順從。這就要求中國的知識分子“收艷羨強暴之心”，“ 反諸己也，獸性者之敵也”，即真誠地面對內心的召喚，拒絕強勢者規定的不合理秩序，找回自尊自強和同情弱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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